20世紀三四十年代，思想界掀起了一股重建中國哲學的熱潮。就重建的形式而言，經過了新文化運動的批判和西學的廣泛傳播，人們大體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那就是走一條東西方智慧互補、融合的道路。陳寅恪所謂“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說法，恰當地表達了當時思想界許多人士的這種共識。但是，西學內部既學派林立，中國傳統哲學亦有各家各派之別，互補融合到底應當選擇哪家哪派或哪種主義，這倒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在吸收輸入外來學說方麵，有的人選擇了實用主義，有的人服膺唯意誌論，有的人則熱衷於唯物辯證法；在立足於本來民族之地位方麵，有的人接續程朱，有的人重提陸王，有的人則試圖使佛家的唯識學重光。一時間，思想界倒也顯得異彩紛呈，熱鬧非凡。
在這場重建中國哲學的熱潮中，張申府、馮友蘭和金嶽霖是思想傾向比較接近且頗富建設性成果的幾位。他們共同追隨英美分析哲學的傳統，盛讚邏輯分析法的好處，並試圖把它和中國古典哲學相嫁接，以創製新型的方法和係統。從繼承傳統的角度看，他們三人並不一致：張申府對原始儒家傾注了較大的熱情，馮友蘭聲稱他是接著程朱理學講的，金嶽霖則更喜歡道家的莊子。但在吸收外來學說方麵，三人卻一致推崇邏輯分析法。張申府最先把分析哲學和邏輯解析法介紹過來，然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自己的“大客觀法”和“具體相對論”，馮友蘭試圖用邏輯分析法重新闡釋中國哲學的範疇，金嶽霖則把邏輯分析轉化為自己的具體實踐，邏輯分析成了張、馮、金三人的綱領或實踐。馮友蘭和金嶽霖並且依之建構了自己的哲學體係，成為抗戰時期最富創造性的哲學家。
不過，由於思想背景的差異和側重點的不同，他們三人對邏輯分析法的理解並不完全相同。這種不同對他們各自的思想和體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探討這些不同不但有助於把握他們各自的思想和體係的特點，而且也有助於我們了解邏輯分析法的作用和局限。
一、崇尚方法
眾所周知，中國哲學曆來偏重於籠統的直覺和整體的把握，形式上缺乏嚴密的推理和周詳的論證；同時二千年一貫的“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研究方法，使得創造性的思想內容常常淹沒在卷帙浩瀚的注疏、語錄和書信中，其中的內在關聯隱而不彰，顯得非常模糊、蕪雜和隱晦。這種方式也許具有某種詩意的優點，但從總體上說，它畢竟不再適合現代哲學的專業化研究了，特別是在中西文化交通以後，思想領域的深層接觸展示了一個全新的理智係統，使傳統哲學的缺陷和不足更加彰明。這種對比的結果是一方麵對傳統的粗疏和零亂產生極端的厭惡，一方麵對外來思想方法喚起極大的熱情。一時間，方法成了思想界關注的焦點。戊戌變法的思想家似乎已經意識到中國哲學缺乏形式化訓練的缺憾，康有為和譚嗣同都企圖把他們的著作用數學形式條理化；嚴複著手向國人介紹西方古典邏輯學和科學方法論，意圖從根本處用力；新文化運動時期，對方法的崇尚達到極點：蔡元培勉勵他的學生要學到西方點石成金的“手指頭”（即方法），胡適之宣稱實用主義主要是一種研究方法，並用來整理史料，梁漱溟崇尚直覺，在柏格森那裏找到了儒家傳統早已“擁有”的智慧，而許多思想家甚至把科學本身也當作一種萬能的方法，用來解決包括宇宙人生在內的一切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英美哲學界盛行的邏輯分析方法也被介紹過來。於此，張申府大有功焉。張最先發現羅素，他為後者明晰的語言、精細的方法及偉大的人格所深深地折服，稱之為他平生最佩服的哲學家，此後他一直致力於向國人介紹羅素的思想和學說，特別是羅素所盛倡的邏輯分析法。張認為，作為新實在論潮流中的一個最有力量的大師的羅素當然是講邏輯分析的翹楚，而邏輯解析是當時世界哲學裏兩個最有生氣的主潮之一，“在理想上，將來的世界哲學實應是一種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張申府並且坦率地承認構成他自己思想之中心的所謂“大客觀法”、“具體相對論”的最直接來源就是羅素的類型論和邏輯解析法。馮友蘭更是自覺地意識到，“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論，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是邏輯分析法”。他還以能應用這種方法進行哲學創作而感到自豪：“我已經在《新理學》中能夠演繹出中國哲學的形上學觀念，把它們結合成為一個清楚而有係統的整體。”而金嶽霖雖然沒有詳細地論述何謂邏輯分析方法，但由於他對數理邏輯的介紹和對知識論的研究，使他本人也被看作近代思想家中在方法論上有所建樹的第一人：“中國近代思想方法雖有大的貢獻，但不是古代方法之整理，就是西洋方法之介紹，能融會各種方法係統，別立一新的方法係統，在中國近代恐怕隻有金嶽霖一人。”
二、什麼是分析
但是，除了共同服膺邏輯分析法這一點外，以上三位對究竟什麼是分析的理解和側重點並不一致。張申府除推崇羅素外，他對維特根斯坦、邏輯經驗主義和唯物辯證法都有興趣，這使他對分析的理解既能著重形式化的一麵又有全麵性的好處。而馮友蘭雖然是從史的研究轉入哲學創作的，他對形式化的一麵似乎有更濃厚的興趣，他的《新理學》中充滿了類似羅素用形式邏輯的句法分析日常語言結構的做法，譬如，他用邏輯上蘊涵關係從實際的事物推導出有一個真際的世界，又如，他利用數理邏輯中的量化概念，把哲學中許多命題轉換成形式化的命題，以避免來自實際科學的批評等。金嶽霖雖然是職業邏輯學家，並且深受羅素的影響，在他後期的《知識論》中卻把這種純邏輯的推導保持在適當的限度，對日常語言中的概念和句子反而傾注了更大的精力和耐心，力求全麵地揭示它們的內涵和意義。他們三人這種傾向上差別的一個主要原因可能就在於他們思想來源上的不同。正如前麵提到的，張申府的思想背景是多方麵的；馮友蘭主要深受美國新實在論的影響，而且他對維也納學派的工作比較熟悉，這兩者都對建構一種理想的人工語言抱有濃厚的興趣；而金嶽霖在劍橋大學的遊學經曆可能使他受到了摩爾對日常語言進行分析的方法的影響。在詳細敘述他們的觀點之前，我們首先介紹一下有關的西方哲學家對分析的看法，因為即使在西方，在什麼是分析，分析的對象和內容是什麼等問題上，哲學家們也並沒有獲得一致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