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國外大學學術組織治理及經驗
在國外大學學術組織的治理演進過程中，科研活動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大學學術組織不斷地從事著科研活動，並通過科研活動實現了多重目標。例如，通過科研活動推動了科技進步，滿足了社會需要，同時還通過科研活動帶動了創新人才的培養，達到寓教於研的效果。因此，本節將以科研為主線，從科研體製、社會職能和組織結構三個方麵，回顧和總結國外大學學術組織的治理及經驗。
3.1.1國外科研體製的外部化進程回顧
科研體製的外部化是一個不斷的製度變遷過程。在近代科學的萌芽時期，科學研究是不存在體製化的，科學家們從事自己愛好的科學研究，科研成果僅是通過書信來傳遞，幾乎沒有合作研究。由於世界上的發達國家最先建立比較完整的科研體製，把科研與社會實際相結合的曆史也最久。從17世紀開始，科研體製經曆了300多年的體製化進程，逐漸在三個社會係統中實現了體製外部化，從而在當今世界形成了以政府科研機構、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研發機構三大力量為主的科研體製框架，三大力量既有聯係也有區別，既相互作用，又獨立發展，共同構成了科研體製係統。科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服務社會，把最新的科學成果應用於生產實際，最終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科研體製的外部化進程也可以看做是科研與生產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也就是產學研的發展曆程。
1）美國科研體製的外部化進程
美國科研體製的外部化與美國的科學技術與科技政策同步演化，產學研合作貫穿了整個科研體製外部化的進程始末，並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第一個階段（1776—1939年）。從美國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當時國情的需要，全國的學術組織都致力於解決眼前具有緊迫性的實際問題，而暫時沒有對長遠發展戰略進行規劃。同時，由於當時的美國政府也未能在國家層麵推出一套權威的且影響廣泛的科技政策與製度來指導各類學術組織的學術研究活動，因此，全國的學術組織基本上處於分散狀態且各自為政。這一階段美國的科研體製外部化，主要表現為學術組織與產業界的自發性合作，如企業邀請大學教授提供管理谘詢，承擔簡單的科研項目，作為企業顧問或公司董事參與公司經營決策等。由於這種合作都是自發性的，因而合作的規模較小，也不夠集中，顯得像一盤散沙，導致美國在這個階段的基礎研究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都遠遠落後於歐洲國家。
（2）第二階段（1939—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刺激美國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本階段的顯著特征是戰爭因素成為推動科技發展的關鍵。由於戰爭的需要，美國政府開始大力加強對科研的支持和引導，在此期間有許多科研成果產生，極大地提升了美國的研發水平，也使得美國的工業和國家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為美國未來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美國工業水平的大幅提升的過程，離不開美國企業與本國大學學術組織的大量合作。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大學與企業界的合同式聯合研究蓬勃發展，經曆了由自發轉向自覺、非正式轉向正式、個別轉向普遍的發展過程（張似陽，2009）。除了這些，政府的經費支持也成為了推動美國大學與企業界合作的重要力量。在這些經費支持中，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是其傑出代表，在美國大學與工業界合作研究方麵起到很大的作用。
（3）第三階段（1950年以後）。此階段的顯著特征是大學與企業的合作出現高潮，同時政府開始大量介入並用政策來鼓勵和推動大學學術組織與企業的合作。在這個階段，推進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成為美國的國家戰略，並占據了美國國家發展的重要地位。由於美國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全球戰略服務於科技政策也全麵成形，同時麵對著蘇聯空間技術的挑戰，美國迅速把基礎研究提升到國家科技發展的核心位置，且得益於當時的世界形勢和美國正處於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美國的軍事、外交和經濟發展都對美國的科學技術研究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美國的各種高科技研究突飛猛進，軍事技術也飛速發展，“大學—工業合作研究中心（UICRC）”、“工程研究中心（ERC）”和“科學技術中心（STC）”等設立於大學的科研機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們為美國的中長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日本科研體製的外部化進程（過於關注校企合作，沒有提升軟實力部分的體製對比），日本科研體製的外部化較早，最早起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按照其外部化進程的程度，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起源階段、發展階段和成熟階段。
（1）第一時期：外部化起源階段。日本最早組織大學學術組織成員與產業界合作的是一個日本的民間組織—學術振興會，它積極地在大學學術組織成員和企業間遊走，推動了大學學術組織與產業界在基礎和應用研究領域的大量合作。它采取了重要課題選拔和合作的方式來促進企業與大學的協作，成立“產學協作專題委員會”來組織協調這類合作科研活動。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裏，日本先後建立了160多個協作委員會，有近40個委員會的研究活動延續至今。除此之外，日本的工業界和大學還分別采用了一些非正式、非普遍的合作形式，如企業提供科研基金，大學推薦優秀學生就業，等等。
（2）第二時期：外部化發展時期。20世紀中期是日本的科研體製外部化進程的發展期，“產學研”合作形式成為了這一時期科研體製外部化的主要形式，並形成一定的規模，更在促進日本經濟調整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56年11月，“日本經營團體聯盟”發表《關於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技術教育意見》指出，“要使理工係統大學和產業界緊密地聯係起來”（楊栩，2002）。20世紀6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為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日本池田內閣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明確提出“推進‘產學研合作’製度”的思路。總的來看，日本在這一時期科研體製外部化當中的主要形式包括“產學研”各方共同開展相關研究、大學學術組織接受企業委托進行受托研究、企業聘請大學學術組織成員到企業進行科學研究、企業聘請大學老師擔任有關科研方麵顧問、大學為企業培養學術組織成員以及科技情報文獻的共同利用等（唐孝雲等，2008）。
（3）第三時期：外部化成熟期。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正式確立了“科技立國”戰略，日本的技術引進政策也發生了轉變，由引進技術型產品轉向獨立研發自主技術，因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得到了政府的充分重視。由於“產學研”模式可以基於研究成果開發應用技術，日本科學技術會議在谘詢報告中特意提出：應該“加強其日漸重要的大學、國家機構、民間研究機構等研究人員之間的有機聯係”，並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長期政策（楊栩，2002）。為了推動“產學研”模式的發展，日本書部省正式發布“國立大學與民間企業的共同研究製度”，對關於大學學術組織科研與企業合作的經費、專利、成果等11項條款作了詳細的規定。這意味著在科研體製外部化的進程中，“產學研”模式得到日本政府的特別重視，並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科研體製外部化方式。一係列關於產學研模式的政策和製度的頒布和設立，標誌著日本科研體製的外部化也日益完善，正式步入外部化的成熟時期。
3.1.2國外大學學術組織社會職能的確立
大學學術組織的社會職能，可以理解為能力與責任的融合。也就是說，學術組織為了自身更好的發展，充分發揮學術組織學科和人才的資源優勢，對大學校內外學術資源進行整合，在此基礎上提升知識創新和科技創新的能力，更好地為社會服務，履行社會賦予的責任，實現能力與責任的統一。
學術組織社會職能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一般要經曆緣起、拓展、建立三個階段。為了解決各類問題，大學學術組織不斷地從事著科研活動，在這當中實現多重目的：第一，可以促進技術發展和知識創新；第二，還可以通過科研活動，達到滿足社會需要的目的；第三，通過真實的科學研究創新活動帶動和服務於人才培養，實現寓教於研的效果，履行大學的根本使命。大學學術組織所從事的科研活動，無論是其形式還是其內容，都將不斷地隨著社會需求的變化而變化，不斷適應外界環境的改變。大學職能的最終形成，經曆了一個從科研職能到社會職能的擴展過程。最初，大學的科研活動的重點是純學術研究。但隨著社會需要的變化，科研活動職能的內涵也更加豐富，科研活動的社會職能逐漸形成，學術組織的科研轉向解決社會實踐中存在的實際問題，這樣大學學術組織通過履行其社會職能，使得科研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得以實現，生產力的提升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進步。不難看出，現代大學的學術組織社會職能的豐富和完善，經曆了一個從無到有的複雜演變過程。因此，大學學術組織社會職能的演化史就可以看做是大學科研職能發展史（張似陽，2009）。
1）大學學術組織社會職能的緣起
隨著工業革命的完成，社會生產力極大發展，社會文明顯現出星星之火。在這一時期，大學原有的傳播知識和培養人才的功能，已經不能滿足人類的知識問題在不斷增加的新形勢，這樣的趨勢也潛在地削弱著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的關係，於是社會的發展向大學提出了參與研究和發展科技的新要求，這也演變為大學的第三項職能。德國的大學敏銳地察覺到這一變化，並很好地把握了這一機會，通過大學學術組織社會職能的充分發揮，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為當時強極一時的世界經濟大國。
資料來源：博頓·克拉，高等教育係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德國著名哲學家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一書中最早係統提出大學必須重視學術研究這一觀點。他認為：“要使大學成為德意誌文明的‘皇冠’，各學科領域都必須重視學術研究，每個教師都必須成為從事該事業的研究者。”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也倡導大學要致力於學術研究，而不是進行簡單知識和技能的傳授。他認為，大學的首要職能既不是傳授知識，也不是教授技能，而應該是追求真理，科學研究是追求真理的方法，所以科學研究應該被放在第一位。在他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德國於1810年創辦了柏林大學，以尊重自由的學術研究，強調以科研與教學為核心的辦學思想。柏林大學將哲學作為課程設置的根本基礎，替代了先前的宗教神學的核心地位，更是采用講座製來促進大學科研與教學的融合，讓優秀學生可以接受教授的指導，可以接觸高深的課題，大力鼓勵科學研究。在這樣的課程設置和科學研究框架下，大學的科學研究和教育更加關注人的發展，通過這個框架將科學研究引入大學，促進知識的發展和科技進步，更好地體現大學的存在意義。德國的其他大學迅速領會了這種崇尚學術自由，注重科學研究，關注社會需求的大學精神，這種共識最終成為德國大學發展的基石。
為了更好地發展科學研究，德國大學采用了習明納（Sminar）方式，將大學科學研究表現為一種職能，並且大學學術組織的雛形也是基於習明納方法，更加強調以科研小組形式來研究更加高深的學術並關注社會，從此學術組織的社會職能就在柏林大學乃至德國境內生根發芽。
2）大學學術組織社會職能的拓展
德國柏林大學的辦學思想在很短的時間內傳播到全國的其他大學，並在世界範圍內樹立起了世界一流大學的榜樣，與此同時，這些理念迅速被世界各地的大學所接受，深刻地影響了這些大學的辦學理念。在世界各國的大學當中，美國、英國、法國受到的影響最深，這些國家的大學進一步發展了源於柏林大學的學術組織理念，建成了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的一流研究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美國較早創立的以德國為樣板的大學，它不但延續了大學重視科學研究，而不僅是傳授知識的理念，並且特別注重研究生教育，在此基礎之上創辦了被稱為大學教育曆史的裏程碑的研究生教育製度，掀起了大學教育的一場革命。它的意義在於，從製度上確立了大學研究與教育的雙重職能，且強調了科學研究的重要性，為今後大學科研職能的發展開辟了廣闊前景。從霍普金斯大學開始，美國的哈佛、耶魯等老牌大學也開始重視科研，最終成為了享譽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學。英國大學教育由於具有悠久的曆史，擁有牛津、劍橋兩所百年名校，但由於英國的名校一直固守傳統的教育理念，科學研究一直得不到重視，這一行為直接導致“德國千所財力不足的三流大學一年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比財力充足的英國大學在十年中取得的成果還要多”的局麵，由於德國大學重視科學研究，為社會培養了大量創新型人才，為德國工業經濟的振興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因此，科學家赫青黎認為改變英國大學落後局麵的關鍵就是豐富大學的職能，使大學重視科學研究。經過眾多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重視科研的觀念在19世紀80年代已被英國大學所普遍接受，牛津、劍橋等著名大學也重塑和恢複了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聲譽。普法戰爭慘敗後，法國積極向當時的德國大學學習，以巴黎大學為代表的法國大學，將科學研究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獲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學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層出不窮，僅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有10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當時代表世界先進水平的德國，諾獎獲得者也隻比法國多4人。
這一時期的大學社會職能趨勢表現為德國柏林大學所確立的科學研究理念全麵輻射並影響到歐美發達國家，以德國為中心發射到歐美各國，並得到世界各國的充分重視，大學的職能得到豐富，並且科學研究職能的重要性和作用也得到全球認可。
資料來源：博頓·克拉，高等教育係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3）大學學術組織社會職能的確立
20世紀初，科研職能進入世界範圍內大學的視野，各大學紛紛把科研納入大學的職能之一。隨著科研職能在各大學的確立，科研的社會職能也得到了普遍的認可。美國的威斯康星精神為大學學術組織的社會職能賦予了更多的內容，在洪堡“教學與科研統一”理念的基礎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威斯康星精神的內容是，大學不應該隻是科研中心，更應該是社會服務中心，因此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都是大學學術組織的主要職能，學術組織不應該隻注重科研和教育，更應該注重為本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這一內涵的豐富，使得大學學術組織的社會職能更加全麵，並且將大學培養人才和產出科研成果統一到社會服務職能上，使得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成為了大學教學和科研職能的最終表現形式，同時，這也是大學學術組織社會職能的最終體現形式。至此，學術組織的社會職能最終得以全麵確立起來。
4）大學學術組織社會職能的演化
20世紀以後，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當中，科技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顯著地促進了生產的進步，並直接推動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一時期在美國和日本等國開始出現了大學學術組織和企業進行合作的雛形。
隨著科研社會職能的確立，西方發達國家的研究型大學周邊在20世紀中期逐漸出現了高科技園區的形式，高新科技園區的出現為科研社會職能的發揮提供了很好的實踐途徑。這類科技發展基地的普遍特征是，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基礎，以產學研結合為手段，形成一種能夠縮短研究到應用、創造到傳播路徑和周期的全新模式，最終加速社會的進步。就是在這些高科技園區當中，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美國的“矽穀”，其發展中的斯坦福大學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著名的波士頓科研中心也是以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為核心；英國劍橋科學園是以劍橋大學為核心；在北京中關村、台北的新竹等高新技術開發區也是屬於此類模式。
為了進一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政府科研機構、大學學術組織和企業研發機構展開廣泛的合作，使學術組織越來越傾向於社會化、產業化、商品化。這一時期的大學科研職能與洪堡時代相比，在內涵與外延上都有了極大地拓展與提升（張似陽，2007）。
3.1.3國外著名大學的學術組織結構
1）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術組織結構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是全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驅領導大學。麻省理工的學術組織結構采用了矩陣結構，建立了係統的學術組織，更有利於跨學科組織的科研需求。具體體現在：
（1）MIT的科研係統與教學係統分開，形成兩套相互獨立的係統，兩者互不幹擾，各自獨立地運行，兩套係統的分工、渠道、任務都有各自的特色。MIT裏200餘個科研單位中，有近1/4的研究組織突破了傳統的學術組織界限，成為麵向科研項目的跨學院、跨係別、跨學科的學術組織，有效地促進了MIT的科研創新和學校發展。這些研究組織形式多樣，大多被稱為實驗室、研究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課題組等。
（2）MIT的學術組織機構大體上擺脫了單純的學校—學院—係（研究所）的直線式職能結構模式，形成了跨學科的學術組織與傳統的直線式院係組織齊頭並進的形勢。這一形式被稱為“網絡型”學術組織結構，即形成了院係與跨學科組織並行、教學係統與科研係統共存、行政導向與項目導向相結合的學術組織結構（謝敏等，2010）。這種結構滿足了跨學科研究以及跨學科組織生長的需要，促進了各種單一學科和跨學科組織的共同發展。這種組織結構在充分發揮跨學科學術組織特點的基礎上，還保留了傳統直線式組織結構的管理優勢，為學科和跨學科組織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其中有不少值得中國大學借鑒的經驗。
2）名古屋大學的學術組織結構
日本名古屋大學的學術組織結構由三個矩陣構成，即學科矩陣、教學矩陣和研究矩陣。名古屋大學構建了流動型教育和研究係統，其最大的特點是一般教育與專門教育在這個係統當中不加區別，在學科的交叉中形成複合專業群，能夠滿足學生更多樣化的需求，也為學科賦予了更廣泛的內涵。其優越性如下：
（1）有利於學生的縱深培養，學生在學習中既能將專業知識向縱深發展，夯實專業基礎，又能保證知識體係橫向發展，培養綜合素質與能力。
（2）實現了綜合教育與研究教育的融合。流動型係統包括：流動研究組、研究中心群和研究生教育體係，將跨學科研究與教育融為一體。
（3）複合專業群的構建，既發揮了傳統學科優勢，又加入跨學科的新鮮血液，將原有學科或專業群重新塑造，突破了單一職能製學術組織的結構。這些特性既兼顧了學科與跨學科需求，還注重行政學科導向與項目導向，為名古屋大學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3）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術組織結構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術組織結構是以橫向組織為特征。所謂橫向組織，是指在基層學術組織的跨學科跨係的充分交流中形成的，它以研究項目為核心，盡可能地延伸和增加各類橫向聯係，展開科學研究，而不是僅局限於一個專業或係所。這樣的橫向聯合結構，極大地促進了學術組織的橫向發展。除了采用橫向合作外，項目的管理也采用了多領域交叉管理，而不是隻由一個或一個學科的專家管理，使得人、財、物的調動和運用更加機動靈活，順應了科學發展的綜合化和交叉的未來趨勢，使得加州伯克利大學的發展跨上新台階。
4）柏林（洪堡）大學的學術組織結構
柏林（洪堡）大學是德意誌現代文明的搖籃。它顛覆了傳統大學模式，倡導“學術自由”和“教學與研究相統一”。它樹立了現代大學的完美典範，有“現代大學之母”的美譽。研究所是柏林大學學術組織結構的基本元素，“大學—學係—研究所”是其學術組織結構的基本模式。柏林大學學術組織結構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麵：
（1）該組織結構強調研究的基礎地位，認為研究應該服務於教學，以研帶教，重視培養學生的實踐與創造精神。
（2）該學術組織結構突顯了跨係和跨學科合作的重要性。學術組織的建設以實用為原則，不拘泥於單個研究領域、單係或單個學科，其扁平—複合的組織結構能更好地提高科研效率，實現資源共享。
5）國外大學學術組織結構的啟示
在比較了國外四所著名大學學術組織結構後，可以發現它們的共同特征是：敢於突破傳統學術組織結構，為促進新興領域和學科的發展，不拘泥於直線職能製結構，在傳統組織結構上大膽創新，建立起兼顧行政與項目、教學與科研的複合學術組織結構。這樣的組織結構既保留了傳統結構的管理優勢，又融入了矩陣式學術組織結構的特長，縱橫結合形成網狀，在這樣的學術組織結構中，以基層學術組織為基本單元，可以更好地發揮科研創造力，形成更好的科研氛圍，產出更多的科研成果，為大學學術水平的發展和提升注入新的活力。
從國外大學學術組織結構的變遷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雖然國外大學學術組織的形式繁多，且各有特色，但以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為大學學術組織結構的基本單元，已經成為了世界著名大學的共同選擇。圍繞大學基層學術組織所構建的組織結構，能夠更好地保證學術研究的自由需求，更好地滿足大學學術研究的需求，進而帶動大學精英人才的培養水平提升。
除學術組織結構以外，文化積澱、政策支持、經費保障和社會環境等多方因素，也是促進國外大學學術組織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些經驗對於我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治理有很好的啟示。
6）國外大學的學術組織管理經驗
（1）政府提供積極政策支撐。作為世界科研頭號強國的美國，並不設立專門的科技管理部門，而是借助法規、政策、經費等途徑來引導和控製大學的科研，為學術組織的開放式發展提供了條件。美國政府采用的政策主要有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公共采購政策、稅收支持政策、其他配套政策。
①知識產權保護是科技工作者充分創新的首要保障，如果沒有嚴格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科技人員的創新活動和熱情必然受到製約，並且知識含量越高，投入成本越高的創新活動，受影響越大。因此，美國聯邦政府製定並嚴格執行知識產權保護政策，促進了科技創新行為。
②科技創新的市場風險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也關係到科技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美國政府通過公共采購，培養科研產品市場，增加市場需求，有效地降低了科技創新的市場風險，促進了科技創新產品的開發。
③通過稅收政策推動社會投資。由於科研活動的不確定性大、風險高，社會投資一般不願意進入，這就極大地影響了科研活動的經費支撐。美國政府通過製定相應的稅收政策，引導和鼓勵社會資金的進入，促進大學的科研活動不斷發展。采用學術組織免稅政策，對學術組織的公益性捐贈也可享受減免稅政策等方式，進一步促進了企業與大學的深度合作。
④國家的財政針對國家所屬的學術組織進行投入，並且成為支持國家級學術組織運行的主要來源（60%~90%），充分體現了美國的國家目標和戰略思路。
（2）精英領銜與人力資源配置結構的合理性。傑出的學術帶頭人是大學創新機構的靈魂，優秀的研究隊伍則是創新團隊的基石。對於那些圍繞學術大師凝聚創新團隊的做法，我們習慣稱之為“大師+團隊”模式。國外大學成功的創新機構無不由一些學術大師或戰略科學家擔任領軍人物，無不擁有著結構合理、創新能力強的研究隊伍。因此，我國大學的學術組織在組建和運作的過程中也要引進和吸納更多的人才，形成“人才效應”。
由團隊帶頭人根據科研方向和科研目標選拔、選聘團隊成員組建團隊是國外的通行做法。個體在相關領域的基本知識對於創造性業績是至為關鍵的。在選拔、選聘團隊成員時，成員技能的多樣性和互補性，團隊成員的合作精神和創新能力是主要的考慮因素。團隊領導人往往會把握好教授、副教授、講師以及博士、研究生的比例，團隊會形成一定的年齡、知識梯度。
由此可以看出，以項目為導向、以科研基地為依托的創新團隊成員數目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團隊帶頭人選擇團隊其他成員的來源和組建方式的基礎上，團隊成員可以自由流動，這有利於團隊保持對外開放性，從而實現團隊人力資源結構配置的合理性和人力資源利用的有效性。
（3）多渠道的經費籌措與規範化的財物管理。
①美國聯邦政府資助大學科研的一大特點是多部門資助，沒有統一管理，隻有很少的協調，這種分散資助體製的好處是各研究型大學避免了“吊在一棵樹上”，在科研和研究生教育上不至於過於依賴某一部門（王曉陽，2009）。大學和研究人員可以根據自己既定的科研領域從各個聯邦政府部門中選擇資助機構，從而達到科研資助的穩定性。對比一下，我們國家研究人員要改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必須去爭取盡可能多的項目，這樣必然會影響項目的完成質量。因此，建議我們國家能夠在機構建設經費中提供足夠的人員費用。
②美國各級政府加大了對大學科研的直接投資，使教授們能較容易地申請到課題，使大學基層學術組織有充足的經費支持。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大學的科研經費投入在總量上和比重上尚有很大的差距。而經費和資源投入的嚴重不足，也導致了我國大學科研創新團隊的基礎設施建設、更新換代與國外大學相比落後了許多（華琳等，2005）。從某種角度上說，也就難以產生重大的科研成果。
③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企業向大學投資，企業對大學科研的投資呈不斷增長趨勢。縱觀美國大學科研經費來源，除了聯邦政府的投入占有絕對優勢地位外，企業對大學科研的投資也是科研經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反觀我國，多數企業並未參與到大學的科研活動中去，多數大學科研經費獲取還主要是靠政府的財政撥款。雖然也會有一些企業為學校捐款，但往往都是為了提高企業聲譽，加大產品宣傳力度，而非為了進行科學技術研究（朱靜然，2006）。
（4）引導和促進團隊跨學科研究與人才培養。在美國，許多大學正通過建立跨學科的課題組、實驗室、研究中心等多種形式來協調跨學科的科研工作，促進學科發展，並推動跨學科人才培養工作。而大多數的學術組織也正是依托於這些跨學科基層學術組織，進行著跨學科研究和人才培養。國外的大學科研創新團隊除了進行跨學科研究以外，往往還承擔著人才培養的任務。美國大學通過科學研究的途徑來培養高素質的創新人才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我國大學現行的校、院係行政管理體製扼製了學術組織成員在大學內部自由流動，難以滿足學術組織對資源共享的要求，為不同學科成員之間的交流和融合設置了障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跨學科的科研創新團隊建設。大學現行的科研評價考核製度與跨學科的學術組織建設也不相適應。另外，學術組織建設沒有與創新人才培養有機結合起來，存在著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脫鉤現象。因此，需要引導和促進跨學科學術組織建設，既注重跨學科研究又注重跨學科人才培養。
（5）采用矩陣式基層學術組織管理結構。在西方的現代大學當中，由於跨學科的研究和人才培養的興起，大學學術組織普遍采用了矩陣式的組織結構，更有利於跨學科的科研活動。
①相對於直線製的管理組織結構的管理不夠靈活，信息傳遞環節多，速度慢，基層學術組織的橫向聯係困難，對環境變化的反應速度慢等缺點來講，矩陣製結構的傳輸路線、環節和速度均優於直線製，更具有管理靈活的優點，更利於基層學術組織間的橫向和縱向聯係，更有利於信息的充分交流共享，科研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可以更快地對外界的變化作出響應，能夠根據環境的變化迅速地調整結構，顯示出了該組織管理結構的柔性和靈活性，極大地提高了學術組織的應變和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