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學利
紅薯，我母乳的源頭。紅薯地，我生命的胞衣地。有誰見過成山成坡，滿窖滿屋，比成堆的包穀更為壯觀的紅薯嗎？我是在母腹裏，最初的胎動中，開始感受到那種浩大的堆積的。媽媽說，我出生前一百天，家中的米壇見了底，正是地裏那有點甜的大疙瘩，提供了我生命最初的營養。
所以，從尚是負值的歲數起，我便以一種屈膝的方式，感恩於紅薯。
自然而然，當我赤身滾落於稻草，紅薯的氣息、紅薯的味道、紅薯的典故，便晃蕩開始於生命的搖籃。奶水不足，母親在很早的時候，便嚐試掐一點雪白的綿軟的甜，抹向我啼哭的嘴唇。據說，繈褓中的我有時可以吃一大半個。紅薯的孩子白胖過了紅薯。
大約到了七八歲光景，我開始讀懂了薯地，讀懂了糧食的基本含義。
薯地的形成極簡單。隻要碰上雨過地皮濕的天氣，薯藤便在鄉親的剪刀中無數次腰斬自己，然後跟著一件蓑衣出門。不需要分行打窩施肥，隨意一站，它們便於一日之間占據了一個又一個山頭。生命的斷章，夜宿山坡，薯苗的成活比白楊還要簡約。隻需一片葉，兩寸莖，便能落地生根。
不消月餘，薯藤便與泥土有了千絲萬縷的感情。它們隨意舒展著，織起了綠色的豐沛。那是窮山惡水間唯一生動的顏色。那時，為便於收割，我們一年要對薯藤進行兩次整理，將之擺向同一個方向。在浩瀚的葉海裏，我們用跪爬的方式，梳理著村莊辮子。
我們對紅薯的料理，一直要持續到冬的深處，直到大山的深意在簷下、屋角、薯窖裏堆積如山。那段歲月，也定格了我童年的幾個剪影。
放牛的間隙，常有一個單膝跪地，用指頭從地之一角刨出紅薯，然後在石頭上輕輕砸破薯皮，剝皮而啖的少年。那就是我，一個地裏蹦出的紅薯。
喜歡在某個寒冷的日子裏，揭開薯窖的木板。父親粗大的手將我放進窖封著溫飽的巢穴。我便雙膝跪在紅薯上，撿滿一籃，掛好鉤子，幫大人提上去；碰上較好的太陽，便會幫著母親，在大石板上曬、收地瓜幹。不知不覺間，我常匍匐於生活的甜條之間，頂禮膜拜。
隻是，那時我還不知這些跪的姿勢背後，有一層深意。後來，從一些典故裏，我慢慢懂了：原來紅薯是苦難歲月裏唯一的饑餓的反義詞，是足以和娘親相比的存在。
家鄉的地名叫“山鬥”，就是“山角鬥落”之意，是湖南在張家界之外的又一“盲腸”。外鄉人形容吾鄉，就是七個字：彎彎紅薯彎彎路。可在三年困難時期，正是因為彎彎紅薯，使之成了逃荒者的向往之地。當時，有不少從彎彎路走進來的女子，就是以吃一頓飽紅薯為條件，嫁在了山裏。這種例子，我們村就有好幾個。不但紅薯能充饑，在挖蕨根、尋野菜的那些最艱苦的日子裏，薯藤也是飽肚子的最好食物。當年，二伯家的一樓經年的薯藤，救活了多少頻死者的性命啊！據說，紅薯地還曾成為過貧窮日子最後一道屏障。成堆的紅薯與薯藤吃完後，人們還可以拿起耙頭，從地裏挖掘遺忘的收成，經冬的殘餘紅薯根，隱伏成生的希望、生的信念。
紅薯，以一種沉甸甸的姿態，果了那個時代的腹。
由於幸運，我僅僅嚐到了苦難的尾聲。上學的日子裏，從被窩裏爬起，帶上一個烤紅薯或抓一把薯片，便可以出發。當我終於走出大山時，行囊裏有了風幹的口糧，負笈的理想便底氣十足。有一些豪氣，還充盈到了我年少時的對聯故事裏。高中時有一個語文老師曾出聯考同學們：“墨黑一砣白炭”。記得我對的是“雪白兩個紅薯”。老師在讚賞之餘，順便出了一“紅薯聯”給我對：“無米常啃生紅薯”。我應了“有酒時作太白歌”，老師很是高興。
最好吃的一種紅薯，叫黃心紅薯。哪怕是後來上了大學，正是它，在異鄉給了我著色的睡眠，甜而粉的夢。我喜歡於校園的夜半跪立於床頭，伸手往包裹裏搜索，喜歡看著薯片上薄薄淡淡的一層白，想起歲月的風霜。
而今，我這個母親藤上結下的一點真實，徹底流落到了都市。每每看到街頭的烤紅薯攤，思念便會長成長長的藤，依然有著連接土地的韌性。吮它成長，我一生的精神不再饑餓；吃它長大，我逆境的日子絲絲微甜。
有誰如我，對紅薯、對母親懷著心靈的跪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