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小說文本敘事納入話語實踐的場所來考察，“大家不約而同地關注著墨不多的謝惠敏”這個接受現象顯然蘊涵著“特殊的意味”：小說文本敘事與其接受效應都顯露了一個事實——作為集體主義話語極端形式的階級鬥爭話語已經喪失了在小說敘事以及社會現實生活中的雙重合法性。
朱寨這樣闡釋“謝惠敏”形象及其在現實中的尷尬位置：“她視野狹窄，是非模糊，熱情而盲從，真誠而糊塗，把自己禁錮起來，又去禁錮別人。人們並不喜歡這種人，但又不敢斷然否定她，甚至還得遵從她，因為浸透了她整個靈魂的那一套極左的東西，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林彪、‘四人幫’鼓吹成最革命，深受‘四人幫’毒害的謝惠敏這樣的人物便成了青少年學生的‘標兵’。”
廣大的一般讀者則通過來信的方式參與了對“謝惠敏”的言說。
這樣看來，“謝惠敏”備受關注的根本原因在於小說文本敘述所建構的形象以及對這一形象所代表的階級鬥爭話語的批判性指認與當時蘊藏在民間的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社會思想非常切合。
劉心武所說的“人人心中有”的“真感受”和“民間變革性訴求”指的就是階級鬥爭話語的合法性開始在民間社會喪失這樣一種感受和訴求。實際上，“文革”後期社會形態已經相當渙散，階級鬥爭觀念在很多人心中顯然成為了心照不宣的謊言，人們普遍產生了一種階級鬥爭政治說教的懷疑甚至厭惡感。李澤厚說過：“林彪‘自我爆炸’的事實，
‘571工程紀要’的公布才從根本上喚醒了人們，這倒的確像一顆‘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炸醒了人們的癡迷和噩夢。原來一切都是假的，高舉‘語錄’天天喊‘三忠於’‘四無限’的人原來是一群最大的騙子、壞蛋、野心家。什麼‘破私立公’，什麼‘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什麼‘四個第一’，什麼‘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多麼虛偽多麼卑鄙多麼可笑！政治終於揭開了它自身的醜惡，一切原來化為道德的偽裝愈發顯示出了這道德本身的虛假。人們確實被驚醒了，重新用自己的常識和健全的理智來觀察、判斷，來估計現實、生活和曆史。以前的一切懷疑、問題、看法、意見一下子便明亮地被證實被想通了。當然，有從一開始甚至從50年代初便有過正確的疑惑和深刻看法的人，但畢竟是極少數，廣大幹部和群眾是通過‘文革’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而覺醒的。”
可以想見，發表在作為國家文學象征的《人民文學》上的《班主任》以其敘事上對階級衝突敘事模式的離棄和通過謝惠敏而暗示出來的階級鬥爭話語不合法的蘊意給這些本來就對階級鬥爭持懷疑和厭惡態度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帶來了多大的驚喜，他們在“發現”謝惠敏形象所暗示的真實意蘊之後一定會有一種心有靈犀的閱讀快感，而《人民文學》的“國家性”也能增加他們把本來隻能“心照不宣”的內心隱秘表述出來的勇氣。如此種種，“謝惠敏現象”得以發生。
《班主任》在文革後的公開文學敘事中首次實施“衝突”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