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傷痕》這種以個人主義思想觀念作為敘事思想根基的“私人敘事”注定了它會獲得使萬眾潸然淚下的轟動性接受效應。
如前所述，在此前的當代中國社會與文學裏，個人被強調對集體或者整體絕對服從，個人被定義為整體主義式的個人和意識形態化的個人，完全是作為“集體”或者整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是工具性的，很少具有“個人性”或者“私人性”的成分。由此，國人丟失了個人，個人都被階級、民族、國家高度涵納了進去，人們失去了言說個人與“自我”的正當權利，久而久之就連言說個體與自我的能力也喪失了。根本沒有個人情感和個人苦難之說，有的隻是階級感情和被壓迫階級的苦難。個人的情感和苦難體驗是上不了台麵、也根本不值得言說。這種狀況下，《傷痕》對個體生命，血親家庭的不可逆轉的苦難和傷痕如泣如訴的描繪，盡管有些粗糙和簡略，但它給成千上萬有過或見過家破人亡遭遇遭際而不能訴說的人們內心的巨大震撼力和感染力都是可想而知的。
《傷痕》誕生之初就遭遇到宏大敘事和階級話語對它的“質疑”和“侵犯”。
盧新華寫出《傷痕》後，曾給部分同學和老師看過，反應並不怎麼熱烈。有位老師直言，小說寫得很好，可是因為是個悲劇，又因為小說主人公不是英雄人物，“人物和故事不夠典型，沒有正確地反映時代的本質和主流，是發表不出來的”。為此，盧新華隻得將《傷痕》鎖入抽屜，直到後來辦牆報的同學向他索稿，《傷痕》才被拿出來充數交差，“就貼在複旦四號樓底的一個牆角”，竟“一下子轟動了整個複旦”。可見，雖然《傷痕》“寫得很好”“轟動了整個複旦”，但它還是引起了老師和同學們的“質疑”。這些既顯示了私人敘事的魅力，也顯示了宏大敘事一統天下的語境下私人敘事的受質疑的尷尬地位。
《傷痕》在複旦引起的轟動和爭議引起了《文彙報》主編馬達的關注，他主動要來《傷痕》，但也沒有馬上發表，而是經曆了三個多月的“遲疑”。這“遲疑”令盧新華以為在《文彙報》見報無望，曾轉而向《人民文學》投稿，但很快便收到了退稿信。《文彙報》後來盡管發表了《傷痕》，但是拿出來發表還是極為慎重的，先是打印出文稿在上海文藝界廣泛征求意見，同時又啟發作者進行修改。顯然，這些修改意見都顯示了宏大敘事對私人敘事的“侵犯”。盡管如此，《傷痕》還是引起了廣泛而激烈的爭論。
圍繞《傷痕》的爭論實際上更體現了宏大敘事對它的“侵犯”：圍繞《傷痕》的批判和辯護雙方，在根本立場上其實都是宏大敘事的，他們都認為好的作品“開掘要深”，應該給人鼓舞，不僅要提出問題，還要解決問題，應該有光明麵。批判者的意見不用多說了。
關於《傷痕》的爭論也體現了作為“集體主義”話語極端形態的階級主義話語對個人主義話語強烈的掌控欲望。
《傷痕》敘事的思想根基是個人主義，但在《傷痕》爭論雙方的話語裏，“個人主義”都是一個缺席的存在。當時《文彙報》收到的質疑文章不少都是針對“人性論”的，它們指責《傷痕》表現了“人性論”，“作品比較過分地渲染了抽象的母女之情，這種人情不免有‘人性論’之嫌”。在當代中國，“抽象人性論”一直是一個和“個人主義”具有緊密聯係的詞彙，二者之間頗有一些可通約性。依此看，批判者倒是摸著了《傷痕》敘事的一些思想根基，但顯然對這種話語非常警惕，根本不能容忍其存在——在當時語境下，“人性論”的指認等於宣判小說死刑。而那些為《傷痕》辯護的文章則努力為《傷痕》撇清與“人性論”有染，其策略是竭力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