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對越軌文學敘述的壓抑、堵截、叫停，一邊是銳不可當的探索、呼喊和無邊無際的痛苦，新時期已經缺乏哈姆雷特們賴以生存的現實土壤，它在成批地製造著那些永不言敗的堂吉訶德。這就是那個年代的文學。”。
1980年代中期的如徐星的《無主題變奏》
《你別無選擇》等曾被認為是“橫空出世之作”，被稱為“真正的中國現代派的文學作品”
“局外人”概念源自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著名小說《局外人》。這篇小說被薩特評價為：“一部經典著作，一部條理分明的著作，一部有關荒謬而又反對荒謬的著作。”。按照薩特的說法，“局外人”有兩個重要特征：第一，與世界對抗。具體來說，他的思想言行不符合社會的遊戲規則和常規的標準，與人類根據自己的意願建造的世界格格不入。對抗使之與世界之間
產生矛盾和分裂，從而出現個體的無所適從感，對個體的存在產生荒誕感。第二，局外人對自己的荒誕處境具有清醒的意識，其反抗荒誕的方式是沉默、冷漠，或者幸福地走向死亡。與此相對應，局內人與外在世界的價值體係、社會規範、習俗和諧一致、渾然一體，意識不到個體存在與世界的背離。簡而言之，局內人即和諧的人，局外人即荒誕的人。顯然，局外人的這兩個特征都顯示了其個體本位意識覺醒的特征。
當然，中國1980年代小說中的“局外人”並非薩特所言的“局外人”的翻版，而是顯示了自身的一些獨特性，下麵我們以《無主題變奏》和《你別無選擇》為例試做分析。
《無主題變奏》開篇就寫道：
也許我真的沒有出息，也許。
我搞不清除了我現有的一切以外，我還應該要什麼。我是什麼?更要命的是我不等待什麼。
也許每個人都在等待，莫名其妙在等待著，總是相信會發生點兒什麼來改變現在自己的全部生活，可等待的是什麼你就是說不清楚。
這段內心獨白式的議論，當然很容易令人想到貝克特的荒誕劇《等待戈多》的荒誕主題，而“我是什麼”也與“我是誰”之類的形而上謎題相類似，表現出了一種“局外人”式的存在主體對生存的荒誕處境和精神危機的體認。對此，有評論者指出，“我”之所以會陷入人生懷疑論、價值懷疑論，迷失了自己，乃是因為“我”這一代人幼年時代經曆了“文革”那個一切文明和價值都被摧毀、被踐踏的時代，原來的文化傳統和價值體係在這裏斷裂了。也就是說，文革社會的荒謬和它在某些方麵的延續，在“我”一代人的心裏留下了太深的傷痕和印象，以至把它看做世界的本相，生活的全部，從而產生出虛無主義情緒，形成了與整個社會對立的心態。
但“我”的內在精神特質卻非“局外人”可以框定。小說中的“我”經常以一種特異的姿態顯示出其與周圍世界的價值、規範的距離。“我”嘲笑所謂的正經事業，嘲笑嚴肅認真的學問，嘲笑合乎常規的行為，嘲笑虛假、做作。這種姿態是對其自身存在的荒誕處境的對抗，與存在主義文學中的“局外人”非常相近。其實，“我”與社會規範或者時代主潮之間的距離，表明的是“我”內心的一份世俗的高傲，某種程度上是為了被社會接受和他人羨慕而特意表現出自我的個性，是一種個人本位思想的外化。例如，小說中的“我”反複出現“沒出息”的感歎，按照習慣性的理解，“出息”就是在社會的某方麵取得突出成就，高人一等，出人頭地。“我”時刻將“沒出息”掛在嘴邊，表現出因“沒出息”的焦慮和恐懼，其實也就是表達了一種“有出息”的渴念——被社會認同。但“我”沒有被社會認可和稱讚的學曆證書，也不是名牌作家，隻是被人呼來喚去的飯店工作人員。按照當時的評價尺度，這決算不上中國社會中“有出息”的人。同時，“我”有強烈的自尊心，想保持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個性的權利，即追求獨特的個性而不想成為社會中芸芸眾生中的一員。也就是說，“我”不想活在“沒出息”的焦慮和恐懼中而極想被社會承認——“有出息”，但又想保持自己的獨特個性，這種兩難情狀決定了“我”以一種“局外人”的外表為人處世。因此，小說中“我”的局外人外表恰好遮蔽了其“局內人”的本質：“我”有明確的生活目標和行為價值取向，“我”秉持的不是“虛無”，而是希望——希望個人價值和個體本位的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