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筆直書話史家
史，是“記載過去事跡的書”（《辭海》），又稱曆史。同時，也是官名，商代設置，原為駐守在外的武官，後來成為在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記事。西周時有太史、內史，春秋時更有稱外史、左史、南史的。《禮記·玉藻》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自古以來，我國的史書極為豐富，或通史，或斷代史，或皇帝的起居注，還有一些並非史官的文史大家所寫的史著。如《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舊唐史》、《新唐史》、《二十四史》、《清史稿》、《湘軍誌》、《湘軍記》等等。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是西漢王朝的太史令。子承父業，司馬遷於元封三年（前108）繼襲父職，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獲罪下獄並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發憤繼續完成所著史籍《太史公書》（後稱《史記》）。《史記》是我國最早的通史，並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形式。班固評曰：“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漢書·司馬遷傳》）。
作為史官或治史者，應該具有的基本品格是什麼呢？
孔子曾這樣評價董狐：“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宣公二年》）。
所謂“書法不隱”，是說史官董狐剛正不阿、直書不隱的精神。故史官之大忌，是出於一己之私利，不敢直麵所發生的史實，特別是對於皇帝和有權勢的人，為他們隱惡掩醜，歪曲事實真相，進行無原則的歌功頌德。
“董狐直筆”成為一個有名的成語。
其事件內容：春秋時，晉國將軍趙穿襲殺晉靈公於桃園，身為晉國的正卿趙盾（趙穿之族兄）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董狐認為趙盾應負責任，便在史策上作了記載：“趙盾弑其君。”
這種秉筆直書，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但董狐毫無畏怯之態。他的這種史家風範，得到後人的由衷讚美：“董狐常直筆，汲黯少居中”（宋·黃庭堅《王彥祖惠其祖黃州製草書其後》）；“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宋·文天祥《正氣歌》）。
寫史的人，還忌胸懷窄小，目光短淺，缺乏主見，人雲亦雲。
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所撰《陳涉世家》，肯定了陳涉起義的作用；《河渠書》、《平準書》和《貨殖列傳》，反映了社會的經濟生活；《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記敘了少數民族的活動。這都體現了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家所具有涵蓋古今的胸襟、氣度和膽魄，以及他闊遠的視域和獨特的評判水準（古人稱之為“器識”）。
到了清代鹹豐、同治時期，曾國藩所率湘軍起於壟畝，在與太平軍長達數年的征戰中，屢敗屢戰，但最終砥平天下。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曾國藩辭世，其長子曾紀澤遵父遺命，請著名經學大師王闓運至長沙議修《湘軍誌》。
在湘軍將帥的心目中，軍誌撰修的目的當然首在頌揚湘軍功烈。但王闓運則不這樣認為：“軍誌近始創稿，大約冬杪可成，其意不在表戰功，而在敘治亂得失之由”（光緒三年二月十六日與廣督劉坤一信）。
《湘軍誌》耗時七年乃成，全書約九萬字。
“曾門四子”之一的文史大家黎庶昌，曾這樣誇讚《湘軍誌》：“文質事核，不虛美，不曲諱，其是非頗存鹹、同朝之真，深合於長敘事理意，近世良史也。”
真實可信，不浮誇其功，不隱諱其過，而且文采風流，體現了王闓運的治史態度和淵深學養。
但是，此書卻引起存世的湘軍要人的極力反對和批評。“曾國荃看到《湘軍誌》，認為書中‘虛誣’之處，不一而足，當麵責罵王存心和他過不去，揚言要殺王闓運泄恨；郭嵩燾、郭崑燾斥《湘軍誌》為‘謗書’……一時群小囂囂，吠聲一片”（尹鐵凡《湘潭曆史名人——王闓運》）。
錢基博說：“其書《湘軍誌》實無大譏彈，自曾國荃以謗書相抵，而向聲背實，不悅曾氏者，乃真以太史公（司馬遷）目之矣”（《近百年湖南學風》）。徐一士在《王闓運與湘軍誌》一文中也說：“（梁）啟超稱《湘軍誌》以‘翔實’，非無當也。”
《湘軍誌》在當時雖遭毀版，但馬上又被人重刻重印，購者蜂擁，好評如潮。一直到今天，《湘軍誌》依舊光彩四射，一版再版，頗受人讚譽。
尹鐵凡在他的書中，作了這樣的評斷：“雖腐鼠啾啾，毀怨百端，江河萬古，何損一代‘太史公’之名！我們驚豔闓運之文筆，更膜拜其高尚之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