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反腐思想
1949—1952年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地方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第一任紀委書記是朱德。
1950年4月，毛澤東指出：整訓幹部已經成了極端迫切的任務。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全軍中進行大規模的整風運動。
毛澤東在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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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央的部署，1950年的全黨全軍整風主要解決以下幾個方麵的問題：
（1）革命勝利後，思想上的驕傲自滿。一些共產黨人以功臣自居，不僅脫離群眾，而且看不起黨外人士，不願意或不善於與黨外群眾以及民主人士合作。這些人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黨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二位，比資格，比曆史，鬧名譽，鬧地位，爭待遇，爭享受，產生了腐化思想。
（2）中共成為執政黨後，一部分黨員幹部在作風上滋長了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情緒。不依靠群眾，不是說服而是用粗暴的方法來完成工作。不深入實際也不了解情況卻亂下命令，甚至亂打人、亂扣人，橫行霸道。
（3）因為黨員隊伍不斷擴大，造成組織上的不純。有的黨員幹部甚至貪汙腐化、違法亂紀，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
中共自從建立自己的根據地起，反腐敗就是一項常抓不懈的工作。到1949年3月，勝利在即，毛澤東在3月5日開幕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諄諄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麵前要打敗仗”。為此，“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大會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誌和馬恩列斯平列。
警告也好，規定也罷，目的都是防止腐化墮落。
即使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但在臨進北平的時候，毛澤東又告誡中直機關各部、委、辦的領導同誌：我們要準備進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準備。我說的準備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準備。要告訴每一個幹部和戰士，我們進北京不是去享福，決不可像李自成進北京。當年李自成進北京，也是勝利在望，因為驕傲自滿，部分將領腐化，內部爭鬥，最終由成功轉向失敗。
因此，在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由河北西柏坡遷往北平時，毛澤東稱之為“進京趕考”。周恩來回應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再次強調：“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但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出現的事實卻實在難以讓人樂觀。
1950年春，中共北京市委的檢查結果顯示，自1949年3月入城以來，違法亂紀、貪汙腐化的幹部計182人。182個違犯法紀的幹部中，貪汙腐化者88人，其中單獨貪汙24人，集體
貪汙6人，敲詐性貪汙1人，生活腐化者57人；販毒、吸毒者4人；其他違犯政策、紀律者90人。從工作部門來看，公安部門有73人，財經部門34人，政府部門27人，其他部門48人。另據北京市人民法院的一份統計，自1949年至1951年受理貪汙案件的數量，發案率呈劇增之勢，1949年平均每月11個案件，到1951年已是平均每月21個案件。
在綏遠省（1954年3月撤銷建製，劃歸內蒙古自治區），全省1951年上半年處理貪汙瀆職案件412起，被盜竊貪汙損失的國家財產達36.43億元（舊幣，下同），另有327件同類案件的經濟損失尚未計入。結案的249起中，判死刑者3人，判徒刑者175人。貪汙多集中在財經和企業部門。其中新上崗的幹部和留用的舊幹部占了絕大多數，達98%。
據華東局的不完全統計，1951年1月至11月間，華東各省市各級法院處理的貪汙案件共計8000多件。其中由華東局司法機關和監察委員會直接處理的貪汙案計有179件，在案貪汙犯615人，共計貪汙金額為288億元。另據華東人民監察委員會的統計，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個人貪汙所造成的國家財產損失達人民幣1242億元。
在解放較早的東北地區，據1951年3月6日東北局紀委的報告所說，東北人民政府財政部上報了2318人的貪汙材料，紀委處理了30件貪汙案，1950年各省市在4至9月處理了192個貪汙幹部。縣級以上甚至省一級都存在貪汙現象，其中不僅有新幹部（包括留用幹部），而且有老幹部。被查處的2318個貪汙幹部所貪合計為520餘億元。
據西南人民檢察分署統計，西南區從1950年1月至7月間，發生了貪汙瀆職案件2042件，非法盜竊的國家財產折合人民幣110億元以上，糧食達200噸以上。在川北區，南部、閬中縣鹽場一次就查出8個貪汙犯，嶽池地委一個生產管理員，雖然是老幹部，但竟“攜款一千萬元潛逃”。
鄧小平的一番總結頗為全麵。在1950年初，他就批評部隊幹部出現的腐化享樂思想：“團以上的幹部的思想，不願駐鄉村，不願到小城市，不願住無電燈的房子”，甚至“有少數女同誌架子很大，要從優招待，要住闊氣的地方，一般的棧房與倉房不去住，許多還是盛氣淩人，隨便開支，鋪張浪費，甚至有在漢口忘掉了一隻火腿，遠在數百裏外還打電報給她送去”。一些幹部在從農村進入城市後，開始在生活上為自己打算，甚至利用新中國成立之初頒布的《婚姻法》，與原配妻子離婚，致其妻子進城大哭大鬧，諸如此類腐化享樂現象造成了極大的負麵影響。
與貪汙腐化相連，還存在著驚人的浪費和官僚主義。
比如，因為管理不嚴、資產清理不徹底，北京石景山鋼鐵廠一個廠用掉了兩個廠的資金；由於基本建設投資中盲目設計、盲目施工，中央紡織工業部所屬廠房建設在工程尚未結束時，豎起的289根柱子中已有280根下沉；《人民日報》曾報道河南安陽某農具廠生產的2000個犁鏵中有1800個為廢品。工廠企業存在浪費，國家機關的鋪張浪費同樣觸目驚心。一個工業部門1月至10月共開會36次，每次都要會餐、看戲、印資料、印紀念冊、招待水果點心香煙等；牡丹江電業局濫印濫發工作表簿，其中收費日誌表竟可以用50年，其他三種表簿也足夠用30年，浪費巨大；文化部文藝處處長武克仁在任民眾樂園管理處處長期間，工作上一個人租了一幢房屋，屋裏陳設有彈簧床兩張、地毯一幅、借用的鋼琴一架。生活上由公家出錢用了一個勤務員、一個通訊員、一個保姆、一個司機、一個廚師、一個姨娘和一個花匠共7人。
川西區一些貿易部門在商品流轉費用方麵浪費即達86億元，而工業設備的利用率卻僅40%。在川北，該區修建公務用房因“計劃不周，施工不善”，浪費約120億元；1951年1月至11月，僅汽油費即“超支一億三千餘萬元”，車輛修理費更是
驚人；1951年川北區黨委與行署印製公文費用已近15億元。在川南區，行署辦公廳未經領導同意即花費25億元“訂購捷克轎車十五部”，“其中大部分屬於浪費”。其他行政辦公經費也好不到哪裏去，如川南公安廳蓋一棟辦公樓，經初步檢查，“浪費一億六千萬元”，廳屬勞改處建一個豬圈“即花六百萬元”，川南人民銀行一副行長去內江檢查工作，“十五天內隻電報電話費就支出兩千三百萬元”。省區一級是如此，而作為西南最高領導機構的西南局也不“落後”。1952年1月，西南局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承認，當年該局建一棟辦公大樓，由於計劃不善，“浪費即達十五億之多”。
在縣一級，浪費現象同樣嚴重。據川西邛崍縣委報告，該縣公安局局長以方便辦案為名而擅用公款買了一輛摩托車。據報道，該縣糧食局為建糧倉，認為木料價格便宜，便“盲目的買，盲目的用”，結果買了多少，用了多少，成了一筆糊塗賬。新華社西南總分社1951年12月22日的一篇內部報道說：“西南貪汙浪費現象相當嚴重，其中以糧食局係統最嚴重。川西糧食局貪汙分子勾結奸商，將糧食支付書偷去給奸商到各庫取糧，損失公糧10萬斤。川北財政廳金庫被貪汙分子盜走一箱人民幣，貪汙分子還留一字條說：‘我生活困難，暫先借支一下。’”
除了政府部門，軍隊中的浪費現象也讓人憂慮。據調查，西南各軍區浪費金額均在20億元以上，有的甚至達100多億元。川西軍區汽車修理費超出預算近25億元；後勤部門竟然用好端端的白米喂豬，如川東萬縣警衛營一年來喂豬的白米即有7800餘斤。涪陵軍分區某警衛營竟將全營機槍對天齊發，浪費彈藥無數。而其他虛報數量、造假賬、化公為私的現象在部隊已不是個別現象。
同時，官僚主義現象也相當嚴重。東北某飛機場的場長在接到“飛機場被水淹”的報告後，就在飛機場辦公的這位領導
居然懶得走出辦公室做任何查驗，直接向上級主管部門彙報說“據報機場被水淹”。區、鄉、村級幹部工作方式方法簡單粗暴，強迫命令盛行，侵犯人權事件屢屢發生。河北省天津縣七區區長何春澤在防汛期間的40多天，扣押群眾49人。河北省涿縣小邵村的主要村幹部是留用幹部，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當過便衣隊，惡習不改，槍不離身，且常常誇口：“我崩三個兩個沒問題。”在豫南新區土改中甚至出現了打死人、逼死人的案件。
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辦法就是整風。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1950年6月6日在中共重慶市第二次會議上，布置整風時指出，“無論城市鄉村，貪汙腐化現象都很嚴重”，“這種現象如不糾正，不但影響工作，損害黨的聲譽，而且要垮掉一些同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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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1950年6月6日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而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增產節約”。之所以提到“增產節約”，是因為反腐敗與此有著緊密的聯係，腐化墮落與“厲行節約”本身就是對立的關係。其實，這個時候“增產節約”還隻是一種倡導，並沒形成一個運動。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改變了這種局麵，中國的國防費激增，1950年國防費占財政總支出的
41.1%，到1951年則達到了43.0%，到1952年雖然下降到32.8%，但因為整個財政盤子增大，總量並沒有減少。
1950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毛澤東提出的“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的戰略方針，提出開展全麵增產節約以解決財政困難，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策略。
1951年上半年，增產節約運動已經初具規模。雖然有了運動的規模，但仍然局限在經濟領域，如提倡節約生產資料、提高生產效率、革新生產技術，等等，也就說還不是全國性的運動。1951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東北局下達了《關於全麵展開增產節約運動的通報》。在1951年10月23日的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提出了“中國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務”，就是“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援中國人民誌願軍”。11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是國家當前的中心任務”的社論，要求人們“對於一切浪費和無效能的現象，以及貪汙腐化的現象，進行充分的揭露，並推動這些犯錯誤的人員進行自我批評”。此後，在報紙、廣播的大力推動下，如某某廠保證節約多少資源、某某村保證節約多少糧食、“華東局已製定增產節約的具體方案，工礦、財經部門明年共可增產節約九萬餘億元”、“上海市委擬定增產節約的方針和步驟，市財委估計明年可增產節約四千多億元”，等等，增產節約成為一場全國性的愛國運動。
運動的聲勢有了，但運動的實際效果卻並不像宣傳的那樣樂觀。究其原因，幹部的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確實削弱了增產節約運動的成果。但這隻是一個方麵，還有一個方麵，就是整個社會情勢與社會心理缺少對增產節約運動的支撐。
在長期的戰爭之後，整個社會情勢都處在窘困之中，在溫飽都不能保障的情況下，不論是個人層麵還是社會層麵，都沒有餘力甚至有心無力去“節約”。與此種社會情勢相關，社會
心理就不會積極響應“增產節約”。
在福州市，有不少幹部和知識分子認為，“我們已經很苦了，沒有甚麼好節約了”；節約就是“把三頓飯改為二頓，把幹飯改為稀飯”。而一些工廠企業則片麵強調節約，忽視增加生產。許多工商界人士更把增產節約運動看作就是為了捐獻。
在皖北區，有人認為，這不過是“舊話重提”，與過去的“精兵簡政”沒什麼差別，隻是克服困難的臨時措施。有的人看到國營公司、糧庫、銀行並不缺少貨、糧、錢，國家並不像宣傳中的那樣困難，號召增產節約也不過是為了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有的人甚至說，勝利了，新國家建立了，當然要走上正軌，各個方麵不說要有什麼“派頭”，總要像個“樣子”。而有人則認為，節約是領導幹部的事，他們批幾個字，就花出去許多錢，何不好好計劃一下，比一般幹部的節約效果要好；我們想增產節約，可做不了主啊。也有人認為，增產節約與自己沒什麼關係，這是生產、企業部門的事。
在上海市，幹部和群眾中彌漫著“無產可增”、“無約可節”的情緒。企業部門中有許多人認為，現在的產量有的已超過曆史上的最高紀錄，增產的餘地並不大；機關工作人員則認為“增產是企業部門的事”、“節約已經做得差不多了”。另一些人認為精簡節約就是“降低待遇”，就要“裁員”，這可能影響到個人。有些從老區來的幹部說：“現在財經已經好轉了，本來希望一九五二年改薪金製，這樣一來，薪金製又告吹了，還要降低生活水平，真是說不過去。”上海海關人員還現身說法：“過去每月用電四萬多度，現在隻用五六千度，再節約，工作還怎麼做？”
在這種社會情勢與社會心理的作用下，增產節約運動實際上已經陷入僵局。為了打破僵局，就要找到原因。東北局的一個通報將增產節約運動之所以難於開展的原因與“反貪汙蛻化、反鋪張浪費與反官僚主義”聯係了起來。這是東北局在
1951年10月22日發出的關於全麵展開增產節約運動的一個通報。通報要求增產節約運動“不僅在工業與生產部門應該開展，而且在東北所有一切部門，包括財政、貿易、合作、文教、學校與政府其他各部門都要開展起來”。通報要求所有非生產部門一方麵要學習國營廠礦企業的經驗，“另一方麵要結合本部門的具體情況（目前主要的要結合各機關開展的反貪汙蛻化、反鋪張浪費與反官僚主義鬥爭），製訂增產節約與提高工作效率的計劃，有領導有組織地開展這一運動”。
1951年11月1日，在此通報的基礎上，高崗向中央遞交的一份報告，更清晰地將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與進一步深入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聯係了起來，“目前運動開展不起來的原因，是由於黨內存在腐敗行為”，“反貪汙反浪費運動之所以不猛烈的原因，主要是領導上存在官僚主義”。
11月20日，毛澤東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轉發高崗報告的批語，要求各地“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在展開這個運動和這些鬥爭之後，每一部門都要派出必要的檢查組檢查所屬的情況，總結經驗，向上級和中央作報告”。這就是“三反”運動的由來。
11月21日的《人民日報》在“讀者來信專頁”發表了一組標題為“反對貪汙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讀者來信。緊接著，11月23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大字標題刊登通訊——《東北反貪汙鬥爭深入開展》。當日的《人民日報》配發社論說：“全國各地都應該迅速行動起來，展開一個堅決反對貪汙的鬥爭，來徹底消滅一切貪汙現象。”
增產節約運動與“三反”運動相互交織，同時登場。
本來毛澤東一直想解決幹部隊伍裏的貪汙腐化問題，整風的效果又不能使人滿意，而高崗的報告正好提供了將增產節約與反對腐敗結合起來解決經濟問題與組織問題的思路，自然引
起毛澤東的矚目。其出發點或者說重點仍然是解決財政問題。
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有關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和前任地委書記劉青山的貪汙情況的報告，觸發了毛澤東決定發動一場大鬥爭的敏感神經。第二天，毛澤東就對此報告做出了這樣的批語，“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汙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同一天，毛澤東又在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的報告中表達了相同的意思，此電第三項所提“反貪汙、反浪費一事，實是全黨一件大事，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汙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汙犯，對中小貪汙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七屆）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同一天內的兩個批示，將毛澤東開展“三反”的決心顯露無遺。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
12月4日，毛澤東在北京市委的報告中批示：
中央責成你們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內，至遲在一個月內，有計劃地初步地檢查自己單位的所屬下一級單位工作人員的貪汙現象……中央責成你們大體上仿照北京市委的報告樣式，在接到本指示後一個月內，向中央作第一次關於檢查和懲治貪汙人員的報告。
12月初，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要求各地應把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
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重要。“鎮反”解決的是黨外問題，而“三反”要解決的是黨內問題，兩者可以說互為表裏。
12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成立，由薄一波擔任主任。這一機構實際成為了領導“三反”運動的機構，增產節約運動的中心位置很快被“三反”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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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毛澤東在回複福建省委辦公廳的電報中指出。“應把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汙犯，才能解決問題。”
11日，時任西北局第一書記的習仲勳在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中彙報說：
初步了解，貪汙現象是極其嚴重的，也是很驚人的。檢察署、法院、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單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貪汙案件，共損失國家財產八十餘億元（舊幣）。財經係統、
公安、司法係統和軍事後勤係統貪汙現象較嚴重。各地基本建設工程中，駐京、津、滬等辦事機關中，都有不少問題，一般黨政機關的總務部門也有不少問題。凡大一點的貪汙案件，都牽涉頗廣，且多半與奸商勾結。貪汙行為已毀壞了一批幹部，並染壞了一批幹部，已發現有縣級、專區級重要幹部貪汙的。這些事實，說明黨內享樂腐化思想確實增長起來，貪汙蛻化已成為主要危險。我們計劃於十二月下旬開始整風，各地都集中力量，在短期內進行，最遲於明年二月中旬結束，準備由開展反貪汙鬥爭開頭，緊接著檢查各種浪費現象，最後聯係具體實例，檢查領導工作中的官僚主義作風。
13日，毛澤東即批轉了習仲勳的報告。批件全文如下：
仲勳同誌，並告漱石、陳毅、子恢、譚政、劍英、小平、賀龍、一波、瀾濤、高崗、德懷諸同誌：
仲勳同誌十二月十一日關於分析西北貪汙現象和準備立即開展一個徹底的反貪汙鬥爭的電報，已收到了。我認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見，都是正確的。你於十二月八日召開的那次座談會開得極好。隻開一天會，已使你了解情況，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以後動員群眾，開展鬥爭，即將迎刃而解。發現貪汙問題的嚴重性和大規模地懲治貪汙分子，從東北開始，是由高崗同誌親自動手的。中央方麵委托薄一波同誌負總責，北京市由彭真同誌負責，現已全體動起來了。請各負責同誌注意此種經驗。我們大家都很忙，但對此事隻須抽出幾天時間，專心致誌加以調查研究（要有人和錢的數目字，即使是估計的數字也好），弄
出頭緒，寫一個指令，開一個幹部動員大會，鬥爭就可以展開，以後繼續推動鬥爭向前發展，就很容易辦了。仲勳同誌的報告，請你們轉發到分局、省市區黨委和各級軍區去，並在黨內刊物上發表。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四時
發“指令”、搞“動員”，是中共開展政治運動的通常做法，從毛澤東半個月內接連發出的批語看，這次也不例外，雖然對情況的估計很嚴重，但對問題的解決還是很樂觀，因為這些都是比較成熟的經驗。但同樣的辦法用在發動“三反”上卻遇到了難題，盡管各地按照要求向中央報告了“三反”運動的情況，也彙報了幹部隊伍中普遍存在的貪汙腐敗現象，但作為一場政治運動而言，其“力度”、“熱度”則遠遜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