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五一口號”：登高一呼齊響應
1948年四月下旬，地處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涉縣，迎來了一場大雨。春天下這樣的大雨在太行山區並不多見。所以，當地有一句氣象諺語“十年九旱”。因為十年九旱，又有了“春雨貴如油”這句在當地流行的俗語。風調雨順，田間村頭自然處處忙碌。有的備種，有的準備農具，都想著趁墒把種子早早播下。在農民忙碌的身影中，有一個四十來歲，略顯書生氣的小夥子也忙個不停。他叫廖承誌，時任新華社社長。雖然他著一身便裝，但還是明顯區別於當地的老百姓，因為百姓衣服上有著更多的補丁。新華通訊社和中央其他機關一樣從延安撤離後，沒有在靠近阜平、平山縣落腳，而是設在距離西柏坡以南200多公裏的涉縣東西戌村。
廖承誌興趣廣泛，天生幽默好動，愛講笑話，愛繪漫畫。在中共領袖的心目中，小廖不僅是一個堅定可靠的革命者，還是革命隊伍中的“活寶”。
廖承誌擬了一份電報發到平山縣城南莊，請示中央首腦。詢問“五一”勞動節快到了，中央有什麼重要事情要發布。”
不過廖承誌所擬電文用詞大有不敬之嫌。電文大意是“五一節快到了，中央有什麼屁要放”。周恩來看了電報會心的一笑，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個小廖，吊兒郎當的”。小廖的放肆不惹領袖們惱怒，緣於中央高層領導帶頭形成的民主氛圍。因為毛澤東經常引用“有話就說，有屁就放”這句民間俗語鼓勵下屬大膽發表自己的見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此話是出於廖承誌。廖承誌的背景非同一般，他年齡不大卻身處要職。
廖承誌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和夫人何香凝的兒子，父母親希望其長大後繼承革命先輩的誌向，遂起名“承誌”。孫中山逝世，廖仲愷遭蔣介石暗殺。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廖承誌離開祖國到日本學習。同年脫離國民黨，參加中國共產黨東京特支組織。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曾參加過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在荷蘭建立中華全國總工會西歐分會。曾任川陝蘇區省委常委。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因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被張關押並開除黨籍。1936年冬，由周恩來出麵解救而獲釋，恢複黨籍。後來活躍在中共的理論和宣傳戰線。
這樣的出身背景，這樣的性格為人，毛澤東、周恩來十分喜歡放心，所以敢把新華社社長這個“喉舌”之權交給廖承誌。
原來，按照慣例，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每年這個時候，中共中央都會通過新華社，對外作出專門決定，發表宣言、口號，刊發文章和社論。革命戰爭迅猛發展形勢下的1948年“五一”勞動節，自然也不會例外。廖承誌的電報很短，但卻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因為此時在中國，國民黨統治即將崩潰。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即將誕生。中共中央該是對外公布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政權藍圖的時候了。借五一節發布，時機也好。
《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初稿很快起草完畢，放在了毛澤東案頭。初稿清樣寫在一張韌性很好的白紙上，用藍色鋼筆采取豎排版的方式書寫的幹幹淨淨，字跡清晰工整。初稿一共24條，內容主要是在“五一”來臨之際，向社會各方麵的致敬和問候。如條：包括向解放軍全體將士致敬！條慶祝解放區和全國農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勝利！條最終打敗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政府，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而努力！
毛澤東看後把目光停留在第5條“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毛澤東思索片刻拿起筆將這一條整體刪掉，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新增內容擠在原稿文字之間，上下穿插雖顯淩亂但一氣嗬成。
原稿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第24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組織者，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萬歲！也被毛澤東刪去。刪去3條，增添一條，共保留了23條。
毛澤東的這一改動，從內容上看，似乎是刪減了一些空泛的口號，但仔細推敲新加的文字，字裏行間有著他深層的戰略構想，象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樣的表述，說明他對未來新中國藍圖有了一個基本勾勒，而要詳盡的描寫這個藍圖，不是一個人或一個政黨能夠完成。所以協商共和，相邀開國成為毛澤東考慮的重點。
協商共和，怎麼協商？國民黨1946年1月在重慶召開過政治協商會議，現在共產黨也想組織政治協商，怎麼區別兩黨的會議，周恩來提出在“政治協商會議”前麵加一個新字。
加了“新“字還不夠，毛澤東提出:關於政協會議的決定原則，“必須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各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並盡可能求得全體一致。”強調求得全體一致，以此來充分體現共產黨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誠意和決心。
1948年4月30日，由毛澤東、周恩來親自修改的《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由新華社發布。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發表。這個消息在當時絕對是一個爆炸性的新聞，因為裏麵涵蓋著非同尋常的政治信息。果然，“五一口號”一發表，立即引起海內外各種政治力量的關注。很快“五一口號”成為愛國民主人士熱議的話題。
中國民主促進會常務理事馬敘倫，在香港得知“五一”口號，心情異常激動，提筆寫了一篇《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後》。文章拿“五一口號”和國民黨發表的文章做比較，形容國民黨的文章是“又長又臭的裹腳帶”。馬敘倫對朋友坦言：“五一”口號實際上是中共對世界宣布了新中國將出現的姿態。馬敘倫敢於做這樣大膽的結論是基於他對國民黨的了解。
馬敘倫早年參加參加孫中山的同盟會，曾任北大校長。抗戰勝利後他同一部分文教界進步人士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並任常務理事，積極投身民主運動。1946年“下關事件”中被國民黨打傷。1947年冬，中共地下黨組織幫助民進領導人馬敘倫、王紹鼇、徐伯昕等到達香港繼續從事民主運動。
馬敘倫戴著一副黑框眼鏡，他在《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後》的文章中這樣說到：“這些口號，雖然是為著紀念五一勞動節而發的，它的精神是貫穿到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民主運動和職工運動，它的號召是普遍到全國勞動人民、全國知識分子，自有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
聽到“五一口號”，年逾80身在香港的致公黨領袖司徒美堂更是大膽。在香港建國酒店7樓航空廳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
當著國民黨中央社、《大公報》、《華僑報》《、華商報》等香港媒體的記者，司徒美堂做了題為《國是主張》的書麵發言，他用爽朗而又洪亮的聲音對記者說：“敝人自年前來港，格於環境，未能與新聞界諸君見麵，十分抱歉。當前國內形勢大變，誰為愛國愛民，誰為禍國殃民，一目了然。”本人雖然年邁，但一息尚存，愛國之誌不容稍懈。”司徒美堂的立場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每一次舉動都像重磅炸彈在海內外引起巨大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