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日本曆史教科書對於中國近代曆史的記述及演變
日本曆史教科書對於
中國近代曆史的記述及演變
第
四
章
中日兩國從19世紀開始在外部壓力之下開啟了現代化之路，這一曆史變化也帶來了東亞諸國關係的變遷。這段曆史成為今天兩國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是學校曆史課程內容的核心內容之一，如何全麵而客觀地向學生介紹這段曆史是擺在兩國曆史學者與曆史教育者麵前的課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人們在曆史觀中曾經曆了從啟蒙運動中普遍主義（即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後天與環境的產物、在本質上是沒有高下等級之分的認知）到伴隨歐美列強崛起而帶來的大國民族主義的變遷，這兩種不同的史觀都會在曆史教材編寫中出現，而它們也將影響著未來的曆史。
日本中學曆史教科書中有關日清關係的記述主要集中於幾項重大史實，即《日清修好條規》、日清琉球之爭、朝鮮地位問題與中日甲午戰爭。這幾項史事構建了明治維新後日本突破東亞地區原有國際秩序，努力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新國際秩序的曆程。多數日本教科書的敘述采取的是自我證明行為合理性的視角。本章敘述的節點為鴉片戰爭—辛亥革命前的中日關係。
一、 關於近代中國落後於日本的原因
在新世紀各個版本的日本曆史教科書中專門論述近代中國落後於日本的原因的並不多。其中扶桑社版是各版教科書中對該問題描述較多的一本，如果將這一片斷放入扶桑社教科書對古代中國記述的整體中，能更準確地把握這段文字的意義，它體現了以扶桑社教科書作者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學者對中國的基本態度與價值取向。在扶桑社版教科書中，雖然也寫到了中國等大陸國家向日本傳播文明的曆史，但是將古代中國對周邊國家的態度描寫成近乎蔑視的態度，並且將在東亞曆史發展過程中起過積極作用的朝貢貿易體係視為阻止東亞國家獨立的障礙，中國的形象已經由傲慢的文明國家慢慢轉變為傲慢的落後國家了，其看待中國曆史的心態可見一斑。
“中國自古以來擁有大中華的思想，它認為本國文明就是世界的中心，把英國等看成世界盡頭的野蠻民族。” ……“與此相比……日本對列強的軍事性威脅反應敏感……深刻地認識到日本與歐美之間的力量差距，從而轉換方向采取了積極學習西方文明的政策。”（扶桑社2005年版）
這段文字對清末中國對外態度的描述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擁有大中華思想是有其曆史原因的。在曆史發展過程中，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東亞文明的中心，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在當時交通不發達、通訊水平條件落後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對周邊國家難免會有一些因自身文明較之周邊國家先進而帶來的優越感與偏見，卻絕未發展到近代資本主義那種係統的種族歧視和民族歧視。每個民族對自己的文化傳統都有民族自豪感，但有自豪感並不等於輕視其他民族，即使有，也是閉關鎖國時期的無知引起的。扶桑社片麵性的描寫，很可能讓日本學生對中國產生厭惡感，也容易使曆史教科書問題變成情緒化的問題。所幸此種論調隻是體現了日本社會的一小部分聲音。盡管其他版本的教科書對中國形象的描述也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但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客觀可信的。
二、關於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列強第一次侵華戰爭，是近代中國國門被迫打開的起點。沒有卷入這場戰爭的日本，其教科書對這一事件又將如何記敘呢？
日本各出版社的曆史教科書基本上都未能客觀地揭示鴉片戰爭的根源。鴉片戰爭是英國企圖打開中國的廣闊市場，即搶占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這是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擴張性的必然侵略行為。但教科書在描寫鴉片戰爭的背景時，隻把視線集中於中英通商貿易和鴉片走私問題，使人覺得這是一場通商戰爭或者純粹由於中國嚴禁鴉片而導致的戰爭，掩蓋了英國發動戰爭的非正義性和侵略意圖。
“中國嚴厲地管製鴉片，1840年英國派遣軍艦使中國屈服(鴉片戰爭)。”（東京書籍2005年版）
“英國飲用紅茶的習慣普及，從清進口紅茶激增。苦於茶款的英國，讓印度的農民生產麻藥鴉片，向清輸入鴉片。清國內中毒者增加，支付困難，於是清政府禁止鴉片輸入。針對這種情況，英國於1840年，派出強大的艦隊，不久占領了廣州、上海，逼近南京，使清降伏。稱為鴉片戰爭。”（大阪書籍2001年版）
“18世紀，歐洲人的生活方式有一個變化。那就是喝紅茶習慣推廣開來。特別在英國，從清朝輸入的茶氏生活的必需品，付出了很高的費用。茶是高價商品，英國人通過殖民地印度生產麻藥，製作鴉片，換取買茶葉的錢。清朝禁止輸入鴉片，英國以妨礙自由貿易為名，派遣軍艦發動戰爭，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扶桑社2005年版）
各個版本的教科書都忽略鴉片戰爭的進程，連敘述最詳細的大阪書籍版教科書也隻是提及戰爭起訖時間。
“1840年英國派遣軍艦使中國屈服(鴉片戰爭)。”（東京書籍2005年版）
“英國於1840年，派出強大的艦隊，不久占領了廣州、上海，逼近南京，使清降伏。稱為鴉片戰爭。於1842年，締結了對清非常不利的《南京條約》。”（大阪書籍2005年版）
“隨著清采取嚴厲取締鴉片的政策，英國與清之間遂在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敗北的清被強加具有不平等內容的《南京條約》。”（日本教育2005年版）
“清敗北於英國現代化軍隊。”（日本教育1980年版）
兩年的戰爭時間，從廣州到天津，波及鎮海、上海、台灣等地（不是像教科書所說的“占領廣州、上海，逼近南京”，清就投降了），中國軍民進行了艱難的抵抗。如林則徐在廣州嚴密防務，使英軍難以進城，隻能北上；廣州三元裏民眾自發勇猛殺敵，顯示了中國民眾捍衛國家的力量。教科書之所以忽略戰爭的進程，在於其強調清朝是落後的、不堪一擊的，從而為以後的近現代史記述作出鋪墊。
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是通過戰爭本身和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體現出來的，但日本教科書並沒有涉及戰爭本身的描述，同時也隻有6個出版社的部分教科書列舉了《南京條約》的內容，而且隻有大阪書籍、日本教育、帝國書院和扶桑社版教科書指出中國從此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大阪書籍和日本教育在2005年版刪除了“半殖民地”。而能否正確反映戰爭對中國的傷害，是承認戰爭侵略性與否的關鍵。
“思考：試著討論印度和中國的動向，給日本造成怎樣的影響。章節閱讀《挖掘曆史——動搖幕府和藩國支配的人們》提到了通過對中國的觀察得出的兩種觀點。高杉晉作‘仔細觀察上海的情形，中國人大多是外國人的仆人，外國人如果走到街上，人們都逃走讓出道路。上海的地域屬於中國，但是也像是英國和法國的屬地。日本注意到這一點，不能讓日本變成中國這樣。’‘（我們）必須知道，中國軍隊趕不上西洋的槍隊的強大。’高杉回國後傾向於貿易提高保衛國家的實力。久阪玄瑞則覺得一旦太平天國向英國和法國屈服，就會形成兩國包抄日本的局麵。因此，為了攘夷，急忙舉兵，最後戰死。”（大阪書籍2005年版）
“日本的幕府為東亞大國敗於英國受到巨大的衝擊，必須變更迄今為止的對外交往方法。”（帝國書院2002年版）
“1842年，清朝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自此，中國慢慢陷入半殖民地狀態。得到這個情報的日本，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扶桑社2005年版）
上述三個出版社的教科書近年來在正文或小字閱讀部分描述了日本人看到鴉片戰爭後中國人狀況的反應,可見日本並未置身度外於他國戰爭,而是密切關注著東亞的形勢；同時隱晦地教育學生，應吸收他國戰爭的教訓，力求日本的上進，這是愛國主義教育的較好方式，特別是將當時國內的幾種聲音作為材料讓學生討論，也是啟示學生多角度思考曆史問題的方法。
同時，日本各版教科書在20世紀80年代還可見“隻開放廣州”和“自由貿易”等詞，之後的版本在談到戰爭原因時，就不再涉及鴉片貿易之後的中國所主張的限製貿易和英國所主張的自由貿易間的衝突。即中國所主張的宗藩關係下的限製貿易與英國想要打破這種貿易狀態而提倡的自由貿易之間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這兩種貿易政策的衝突，反映出兩個國家的社會製度的矛盾，而且，英國主張的“自由貿易”是資本主義製度對外侵略擴張的必然結果，這恰好顯示出英國發動戰爭的非正義性。而教科書在近幾年刪除這個內容，這種演變說明了日本社會價值觀、曆史觀的變化。
三、關於近代前期中國兩次農民戰爭[*1]
（一）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年)
關於太平天國運動的背景，大阪書籍80年代版和學圖出版社1980年版的敘述相對完整，它們都提到了太平天國運動是鴉片戰爭後，列強的侵略造成中國手工業者的破產和清政府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所致，這是符合曆史事實的，並不像大阪書籍2005年版所認為的“解決民族問題”。
“開國的後果是，各國工業品輸入，清的手工業衰弱，同時，為了充當賠償金增加了重稅，人民的生活變得艱難。”（大阪書籍1986年版）
“由於開放通商口岸，鴉片和英國的棉紡產品大量湧入，而且為償付巨大的賠款清政府實行增稅，這都使民眾的生活日益艱難， 從18世紀末期，各地爆發反抗清政府統治的起義，當清在鴉片戰爭中敗北之後，這種不滿日益高漲，暴動和起義向各地蔓延。”（學圖出版社1980年版）
然而，所有涉及太平天國運動背景的教科書，在80年代版都有提及鴉片戰爭後，由於通商口岸的開放，外國棉紡織品等手工業品的大量輸入而導致中國傳統手工業衰落，但是從90年代起，各版本一律刪除外國的經濟侵略，而集中介紹清政府為了賠款而征收重稅引起民眾的反抗。這種變化反映出日本似乎在逐漸把自己作為列強中的一員，以列強的視角忽視殖民者的侵略；這種變化也不利於學生全麵地把握曆史，正確地看待問題。
涉及太平天國運動的日本各版教科書，都認為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是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的結果，但學圖出版社把外國侵略軍描寫成“誌願軍”顯然是錯誤的。
“清政府依靠大地主和英國、法國的武力，花費14年平息了叛亂。”（大阪書籍1991年版）
“清在大地主和英國等的幫助下花了十數年的時間終於平定了叛亂。”（帝國書院1992年版）
“清在漢族地主和外國軍隊的幫助下於1864年平定了太平天國。”（日本文教2002年版）
“清借助官僚地主的民團與外國人的誌願軍才在1864年消滅了太平天國。”（學圖出版社1992年版）
既然是在外國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封建統治下爆發，太平天國在運動中又沉重痛擊中外反動勢力，那麼太平天國運動的性質就是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戰爭，然而沒有一本教科書能明確提到這點，反而將這場運動定性為“動亂”。非常遺憾的是，教科書也沒有提到太平天國的思想和綱領，它們是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反封建鬥爭的思想結晶，標誌著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峰，也對日後中國革命產生了重大影響。總的來說，80、90年代的日本曆史教科書對太平天國運動的描述較詳細，21世紀的版本則簡單得多，這可能與日本史學界淡化農民戰爭史有關。這種趨勢與我國中學曆史教科書的編撰是一致的。
（二）義和團事件（運動）
在爆發背景上教材認為外國勢力的入侵導致民眾生活的困苦。涉及義和團事件的，有5個出版社的教科書，除東京書籍外，其餘4個出版社都比較詳細地記述了外國勢力入侵中國的情況：
“乘著中國被看作亞洲小國日本打敗的機會，俄國、英國、法國、德國紛紛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得到建設鐵路，開發礦山的權利，一邊從清政府租借海港以及主要城市，支配該地。因此在中國，外國的便宜貨大量流入，手工業衰退，生活困苦的人大幅增加。”（大阪書籍1986年版）
“列強特別是從在日清戰爭中敗北的清那裏獲得了鐵路建設和礦山開發的權利。俄國的侵略與在中國大陸握有巨大利益的英國產生了對立。由於外國商品流入造成失業，為支付賠款而增稅，中國民眾困苦不堪。”（日本文教2002年版）
“日清戰爭的結果使歐美列強知道了清的衰弱，爭相向中國擴張勢力。俄國租借了日本因三國幹涉還給清的遼東半島的旅順和大連，德國、法國、英國等紛紛侵入中國各地，獲得租借地。而且，強國富民攫去了清的鐵路和礦山的權利，擴展了勢力。清由於苦於支付日清戰爭的賠款，以及外國商品的輸入導致了衰弱。在苦於外國侵略的人們中掀起了驅逐外國勢力的運動。”（帝國書院1992年版）
“歐洲帝國主義各國乘清在日清戰爭中的失敗爭相侵略中國， 19世紀末，以俄國為首，英國、德國、法國等要求租借沿海要地，攫取了鐵路和礦山的權利。憎惡各國侵略的中國民眾在1899年號召‘打倒支持清的外國人’， 在各地發動了起義。”（學圖出版社1980年版）
既然詳細地記述了義和團事件爆發的背景是外國勢力的入侵導致民眾生活的困苦，也就是說外國的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以及教會強製傳教和治外法權對中國民眾造成傷害，那麼定性義和團事件是自然而簡單之事，即中國民眾自發組織的反帝愛國運動，是一次民族自衛運動。但是，在事件定性方麵這5個出版社對此存在著是簡單排外還是民族自衛的分歧。
“在清，抗議列強瓜分中國的排外活動日益昌盛。”（東京書籍2005年版）
“對帝國主義各國的反感增強，為了驅逐外國人爆發了義和團之亂。”（大阪書籍1981年版）
“清，人們以義和團團體為中心，反對帝國主義各國的侵略，排外運動盛行。”（大阪書籍2005年版）
“在歐美各國對清的侵略中, 在清掀起了驅逐外國勢力的運動。”（帝國書院2005年版）
“所以，以義和團為中心驅逐外國勢力的民眾運動急速擴大，1900年包圍了北京的公使館。”（日本文教2002年版）
“由於歐美列強的侵略和外國商品的流入，苦於高物價的中國民眾在1898年以被稱為義和團的宗教團體為中心掀起了排斥外國人的運動。”（學圖出版社1986年版）
大部分教科書認為義和團事件是一次簡單排外運動，而且大阪書籍版教科書還自相矛盾，一方麵說義和團事件既排外又反對帝國主義各國的侵略，另一方麵又指責義和團事件是“亂”“叛亂”“混亂”。教科書之所以把義和團事件定性為簡單排外，似乎為八國聯軍侵華尋找一個合理的借口，從而抹殺它們的侵略本質。但是，簡單排外的結論是脫離曆史事件的背景的，教科書如此編撰容易造成學生思維的混亂和價值觀的模糊。
一部分教科書強調八國聯軍的主力是日本。有幾個出版社統一口徑般地認為八國聯軍的主力是日本，言辭之間，頗為自得，充分體現出日清戰爭後日本所膨脹的“強國”心態。當然，教科書毫不避諱地承認日本是八國聯軍的主力，也給中國以反證日本是侵華的急先鋒的證據。同時日本教材也幾乎都回避了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事件的後果，隻有帝國書院和學圖出版社提到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的結果：
“這一結果，清要支付大量賠款，強國的侵略更為嚴重。”（帝國書院1992年版）
“戰爭的結果，清國除了要向外國支付巨額的賠款，而且被迫允許外國軍隊駐紮在北京。”（學圖出版社1980年版）
但這兩家出版社的筆墨也隻停留在賠款和駐軍這兩項，回避了它們的行為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破壞，與此相關的《辛醜條約》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作為八國聯軍的“主力”——日本，必須承擔曆史的責任。日本曆史教科書在敘述義和團運動時，總體演變趨勢是筆墨減少、逐漸淡化，這點與敘述太平天國運動時基本一致。
四、關於征韓論及其影響[*1]
（一）以朝鮮拒交為理由掩蓋日本征韓的真實意圖
日本10個教科書出版社中有8個（除扶桑社和日本書籍外）在曆史教科書中自始至終將朝鮮拒絕與日本建交作為日本武力征服朝鮮的理由，同時認為朝鮮拒交是其一貫的閉關鎖國政策或是日本的強硬態度所致。
“但是在與朝鮮恢複國交的問題上，朝鮮實行鎖國政策， 拒絕了日本的交涉。 為此，1873年在政府中以西鄉隆盛為主掀起了通過武力強迫朝鮮開國的征韓論。”（學圖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采取鎖國政策的朝鮮卻拒絕與日本進行交涉。為此，西鄉隆盛等主張不惜以武力迫使朝鮮開國的征韓論。”（中教出版社1986年版）
“此間，西鄉隆盛等操縱政府的人推動與朝鮮的國交。但是為執行鎖國政策的朝鮮所拒絕，從而掀起了使用武力迫使開國的征韓論。”（帝國書院1992年版）
“政府要求與朝鮮建立邦交，朝鮮不滿於日本的強硬態度而拒絕。在政府中掀起了使用武力強迫朝鮮開放的征韓論。”（日本文教1997年版）
“針對采取鎖國政策而不與明治政府開展國交的朝鮮，日本以強勢逼迫朝鮮恢複與日本的國交。朝鮮以不當為理由將其拒絕後，日本政府內，以西鄉隆盛等為中心的人，主張以武力，逼迫朝鮮與日本開展新的外交關係（征韓論）。”（日本教育2001年版）
“朝鮮……拒絕與明治政府建立邦交。政府內部主張通過武力手段迫使其打開門戶的論調高漲。”（東京書籍2005年版）
扶桑社隻在2001年版提到征韓背景：“不過，國內對1873（明治6年）朝鮮拒絕日本開國交涉的態度深感不滿，認為是失禮之舉，士族之間便興起了以武力為後盾，強迫朝鮮開國的征韓論。”而2005年版更加隻有寥寥幾字涉及此事，甚至沒有出現“征韓論”等字樣：“他們當中有些人希望通過與朝鮮交鋒來顯示自己的存在意義。”日本書籍各個年代版本教科書對於日本為什麼出現“征韓論”的原因並沒有真正交代清楚，如1981年版、1986年版歸結為轉移國內民眾視線，1993年版則含糊地說是“朝鮮沒有答應日本的要求”，2001年版、2005年版幹脆刪減日本征韓原因。
不管是因為朝鮮拒交還是以莫須有的理由都不能作為發動戰爭，侵犯它國主權的正當理由，教科書對日本征韓的原因進行避重就輕的描述，是出於掩蓋日本征韓的真實意圖，淡化日本侵略朝鮮的性質。日本之所以要急於打開朝鮮的國門，是政府在明治維新後既定的大陸政策：侵占朝鮮，並以此為跳板侵略中國，最後稱霸亞洲。80、90年代的日本書籍和中教出版社承認了通過戰爭獲得了“進取大陸的立足點”。因此，日本征韓是非常明確的，其實質就是日本侵略朝鮮，這點從大部分教科書所承認的《日朝修好條規》的不平等性可以印證，如：
“翌年，以軍力為背景，讓朝鮮承認了包括治外法權在內的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條規，開放釜山等3個港口，開始貿易活動。”（大阪書籍2005年版）
在征韓論的問題上，日本部分曆史教科書將朝鮮拒絕與日本建交這個導火索，作為日本侵略朝鮮的原因，從而回避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
“朝鮮……拒絕與明治政府建立邦交。政府內部主張通過武力手段迫使其打開門戶的論調高漲。”（東京書籍2005年版）
“1868年向朝鮮傳達了通知明治維新的文書。由於其內容把日本的地位置於朝鮮之上，朝鮮拒絕接受此文書。日本政府內部以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為中心，主張即使使用武力也要讓朝鮮承認新的外交關係（征韓論）。”（教育出版2005年版）
也有教科書將日本侵略朝鮮的原因歸結為：朝鮮認為自己是中國的屬國，因而不承認日本天皇的地位。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力圖成為亞洲的大國。使朝鮮門戶開放，在圍繞對朝鮮的統治上和清朝對立。”（日本文教2005年版）
“但是朝鮮以日本準備的國書中使用了不恰當的文字為理由拒絕建立外交關係。”（扶桑社2005年版）
把不願意建交作為發動戰爭的正當理由，顯然是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日本教科書恰恰沒有明確地把這一點傳達給學生。對日本侵略朝鮮的原因做了避重就輕的描述後，並未論及戰爭的性質。如果說現代日本社會要努力反省自己，承擔戰爭責任的話，那麼教科書首先要針對日本為什麼輕易侵略其他國家這一課題做出恰當的反思，即為什麼當時的日本會侵略其他國家？這種侵略可以避免嗎？當代社會我們如何避免戰爭？然而我們看到的是第一個問題盡量回避，第二個問題在80、90年代的教科書中曾出現過，但是在當前版本的教科書中被刪除了；第三個問題雖然在部分教科書中提出過，但是矛頭指向當代中國，這不能不使東亞國家對日本的未來走向感到擔憂和疑慮。
（二）以自身受辱的曆史說明侵略它國的合理性
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英法美等歐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由於資本主義的擴張性，它們對亞洲進行了野蠻的殖民掠奪，力圖將其占據為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美國於1853年率先打開了日本的國門，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於是，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一樣，主權遭到破壞，麵臨淪為歐美列強殖民地的危險。後來，日本國內進行武裝倒幕和明治維新運動，取得了民族獨立，並躋身於列強行列，這是值得亞洲國家驕傲和學習的。但是，發達後的日本開始覬覦並采取與歐美同樣的侵略方式對待周邊國家，把自己曾經受辱的痛苦轉嫁給其他國家，這種行為應該遭到譴責和唾棄。而部分教科書（東京書籍、清水書院和日本書籍）以日本自身受辱的曆史為自己侵略朝鮮作辯解，以此來說明侵略朝鮮的合理性，這無疑向學生灌輸一種不利國際和平的思想：國際關係奉行強食弱肉的規則。
“……並簽訂了像日美和睦通商條約一樣的不平等條約（日朝修好條規）。”（東京書籍1993年版）
“這個條約如同幕府時期歐美強加給日本的條約一樣，對朝鮮來說不平等條約。”（清水書院2005年版）
“以此向朝鮮施加壓力，與歐美各國強加於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一樣，讓朝鮮締結了不平等的條約《日朝修好條規》。”（日本書籍2005年版）
東京書籍1993年版、2001年版，清水書院也在新版本增加了這句話，而日本書籍各個版本一直如此敘述，說明了日本雖然承認《日朝修好條規》對朝鮮是不平等條約，但它總是企圖努力辯解。在江華島事件的描述上，大部分日本曆史教科書能夠正視《日朝修好條規》是日本強加給朝鮮的不平等條約，教育出版社特別指明了“這是對日本有利的條約”：
“1875年日本軍隊侵入漢城沿海，在江華島測量海口，朝鮮炮台開炮示警，但是日軍攻毀炮台。（江華島事件）事後日本天皇政府以強硬的口氣和朝鮮政府進行交涉，第二年日本脅迫朝鮮政府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日本文教2005年版）
“以1875年的江華島事件（原注1：本事件為日本的軍艦靠近漢城附近的江華島進行測量，受到朝鮮炮台的攻擊，日本方麵反擊並將之占領。）為契機，第二年日本向朝鮮送出了率軍艦的使節並施加壓力，締結了日朝修好條規，強迫朝鮮打開門戶。這是對日本有利的條約。”（教育出版2005年版）
“之後，日本在朝鮮發動了江華島事件。以此向朝鮮施加壓力，與歐美各國強加於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一樣，與朝鮮締結了不平等的條約（《日朝修好條規》）。”（日本書籍2005年版）
西方國家在其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對亞洲人民的所作所為是一種野蠻的殖民掠奪，日本在當時的環境中，能夠擺脫列強的殖民侵略是值得亞洲國家羨慕和學習的，但是在它取得民族獨立後，也加入了殖民行列中，這一點在日本教科書中應該能夠準確地表達出來，而不是在不平等條約前簡單地附加一句“與歐美各國強加於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一樣”來證明自己的無辜。其實，即使自己受到侵略，也不能把這種不公平待遇轉嫁到第三國身上。
（三）以歧視心態看待日朝建交，自詡為朝鮮現代化的領路人
我們從日本教科書關於征韓論付諸實踐後對朝鮮造成影響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編寫者乃至日本社會的曖昧態度。在江華島事件上，10個出版社的教科書都明確承認《日朝修好條規》是日本強加給朝鮮的不平等條約，其中，中教出版社版教科書以“翌年，日本借口此事件，強迫朝鮮簽訂對日本有利的條約，建立了進取大陸的立足點”來說明條約的不平等性。扶桑社雖在征韓論專題中予以避開，但在朝鮮和日本的關係問題上記述相當明確：
“其結果就是1876年（明治9年）日朝修好條約的簽訂。就朝鮮而言，這是不平等的條約。”（扶桑社2001年版）
大阪書籍版教科書還強調了日本強製朝鮮開國後對朝鮮經濟的破壞（參見1981年版、1986年版）。但同時，教科書不遺餘力地敘述日本對朝鮮現代化發展的巨大幫助，自詡為朝鮮現代化的領路人：
“朝鮮和日本締結了《日朝修好條規》之後開始實施開化政策。”（大阪書籍2005年版）
“朝鮮和琉球一樣原本是侍奉中國的國家。明治政府一直要求朝鮮和日本一樣從中國獨立出來，進行歐美式的改革，與世界廣泛交往。”（清水書院2005年版）
開化，指的是從原始的狀態進入有文字的狀態。原意應該指的是文明開化，那“文明”二字如何能省？日本教科書字裏行間裏給人一種印象：因為朝鮮和日本簽約，才促使朝鮮推進近代化的進程。其實， 1876年日本軍隊以炮艦政策威脅朝鮮政府並與其簽訂《日朝修好條規》即《江華條約》，日本的真正意圖是否定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並使日本人大批湧入朝鮮進行顛覆朝鮮政權的活動。此後，朝鮮開始淪為日本的半殖民地。在日本曆史教科書中，我們沒有看到不平等條約對朝鮮人民的迫害，以及由此引發的東學黨起義。我們看到的日本是作為朝鮮半島引路人而出現的，這種無視自身對朝鮮人民傷害的敘述，顯然是有欠公允的。
關於這一點，東京書籍、日本文教沒有出版或沒有涉及，帝國書院也隻是在1996年版關注朝日關係外，有4個版本的教科書涉及。
“1884年，在朝鮮，致力於國內改革的開化派與日本聯合發動了政變”（日本教育1992年版）
“在朝鮮，自日朝修好條規簽訂以後，通過日本或清致力於近代化道路的勢力（開化派）與保守派形成了對立。”（清水書院1993年版）
“與日本締結日朝友好條規的朝鮮政府，開始向開化政策轉換。注釋：開化政策——建立學習日本明治維新，向近代化前進，不服從於外國的支配， 擁有自衛能力的近代化國家。” （大阪書籍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