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是一個人將世界濃縮在自己的話語裏；
書信（紙質書信），是兩個人關於親情、友情、愛情直至批判認知人生的故事互動；
演講，是一個人麵對一群人一個團體，在訴諸自身的理念與個人意誌，並試圖影響他們。
日記、書信、演講，構成了人類特殊的三種精神聯係與存在方式。這個世界才有別一樣的精彩。
悲哀的是，千百年來，能通過印刷出版媒體留存並傳播開來的日記、書信、演講中的瑰寶，隻是滄海一粟。
非常著名或比較知名的，也許現存包括傳記體的有安妮日記、塞繆爾·皮普斯日記、阿娜伊斯·寧日記、凡·高書信、傅雷家書、曾國藩家書、雨果的情書——寄給未婚妻的信劄(包括其他偉人名人情書）、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感言、美國曆屆總統就職演說……
有一天，我將公之於世的當代中國作家部分信函， 肯定稱不上是書信中的極品、上品，但確是一個時期文學創作和階段曆史的影像，從中可以觀照作家獨特的創作情性、人格力量、高尚品格、責任擔當及對生命受傷時的關愛和良知。
隻是因為一個偶然，我將這些書信留了下來，完整保存至今。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調入《花城》雜誌編輯部。當時，《花城》與《收獲》、《十月》、《當代》號稱大型文學期刊“四大名旦”，擁有眾多作家與廣泛讀者。在連電話通訊尚不發達的那個年代，編者與作者、編者與讀者、編者與編者之間，書信幾乎成了主要的聯絡工具。
在看到不少編輯閱讀或處理了來信便棄置一旁，甚至直接扔進字紙簍的瞬間，頗覺可惜，有一種留住的衝動。雖然那時並沒有清晰要保存，更未有今日還將可能選編出版的想法。於是，我便騰空辦公桌左手第二個抽屜，每當閱讀或回複之後，便在原件信封上寫明“已複”二字及日期，才存放進去。
日久天長，信一天天多起來，先後又幾次搬動住處，每挪動一回，都會格外小心將這些書信放入書房的書桌裏。
感謝當時鋼筆墨水質量一流，二十幾年過去了，字跡依然清新如故。隻是信封上的別針許多生鏽了，在信箋及信封上留下了鏽痕。
前些年,見到文學界一位前輩談起這件事,他的第一句話是:太珍貴了。第一個反映:應盡快選編出版。於是在工作與寫作期間,我也穿插做這件事。現存的書信主要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主要談創作，加上以後留存的,有兩千多封了吧。
整理這些書信，誰也沒料到，有兩個困難：每一個作家，就是一種字體，有的比我的極潦草的字跡還要“行書”，“天書”；有的作家書信落款不標明寫於哪一個年份，還得從郵戳上去辨認。
至今，我還很少用電腦。電腦對眼睛的傷害太大。據知，中國現今成千上萬作家，不用電腦寫作，而仍堅持鋼筆（或水墨筆、圓珠筆）寫作者，隻有極少的幾個人，而我是其中之一。有一段日子，則集中使用手機寫作，而今加進了電腦手寫方式。
我依然深情眷戀紙質寫作方式，總感到這類近似原始的方式，會把自己的體溫、氣息、情意直接帶進方塊字中去。有一種生命與感情活生生的存在。
我堅信：紙質文學與非紙文學，紙筆寫作與電腦寫作（包括手機寫作），在同一個地球上，一定能和平共處，相存相生。
2007年7月16日22∶36於廣東省作家協會20樓,2011年5月6日11∶46訂正於廣州市青龍裏盈澤苑[3]文學評論·激情與細膩共存激情與細膩共存
文學批評須保持獨立人格
問：提到廣東的文學批評，總要提到您和黃樹森、饒芃子、張奧列、郭小東等批評家曾創造的輝煌，特別是你們當年對於批評這一專業的執著和潛心，對現在的廣東文學批評界是有所啟悟的。在您看來，從事文學批評最重要的是什麼？
答：最重要的是保持獨立的人格。從某個角度看，這比對政治家的要求還寶貴。批評家麵對的是對一個客體的界定，務必公正，務求真理的客觀性。如果因風因雨，隨時可以改變甚至輕易背棄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那真的很悲哀。像周揚這樣當年文藝界和批評界的巨頭，像郭沫若這樣的大文豪，在那個荒誕的年月，都不能幸免。周揚晚年沉重反思自我，提出了“人的異化”觀點，是理論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唯實也是批評家的一個重要品格。也就是說，必須麵對批評的對象——文本，必須閱讀作品，閱讀作家，在此基礎上，將感覺、經驗、判斷上升為理性、為理論。如果批評家陌生甚至蔑視文本，那也太可怕了，不播下種子，農民去哪裏收獲莊稼呢？再有，批評家必須具備鮮明的批評個性。包括觀念、價值、審美、文風、語言的選擇等。既不是一回回謄抄自己，更不是一次次重複別人。新穎、獨到、創新的批評理念和實踐，是一個優秀批評家終生的追求。
問：但最近幾年有人說，廣東無批評。還有的說法是，廣東無作品，所以才無批評。對此，您持什麼樣的觀點？這裏有兩個問題，廣東有無文學？廣東的文學批評現狀又如何？
答：“廣東無文學”一說，是幼稚之見。廣東文學目前存在的問題，症結在於有全國知名度的作品和大作品，有全國知名度的作家和大作家太少。本地薑不辣，外地和尚也少有來燒香拜佛。這裏，極不想公布的一個殘酷事實是：在即將宣布的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項中，廣東作家再一次空缺。這也將是廣東中短篇小說在全國性最高政府文學獎項裏缺席長達二十一年。但是，無可否認，當前廣東文學界的創作十分活躍，呈上升態勢，整個大的生態環境良性，有利於文學生產力的發展。關鍵是爭氣，有創新的銳氣，要積聚和具爆發力的才氣。廣東文學批評現狀比較沉寂，除了極個別在全國冒尖有很大的話語權外，廣東批評家的整體聲音較弱。寫文學批評的人越來越少，能在大報大刊名報名刊發表批評文章者甚少。年輕批評家應為振興“廣派”批評在全國文壇的雄風，承擔起這個曆史重任。
問：近些年廣東批評界也出了一些新銳，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借助於媒體的力量迅速在全國贏得聲名，但他們的批評文字裏多少存在著離開文本一味玄談、空談的毛病。您對他們有什麼樣的期許？
答：文學與傳媒結合，既是新思維，也為文學的生存與發展拓寬了道路。廣東媒體在全國是強勢媒體，本身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作家、批評家群落。廣東省作家協會明年將專門召開一個廣東媒體作家、批評家研討會，探討這個新的文學現象。至於批評界的一些新銳，借助媒體力量走紅，這也正常。一是他們自身的努力與成就，二是傳媒自身給他們慷慨提供發揮的空間，也是在造就新人。但也應該排斥圈子意識與懶漢思想。倘若離開文本玄談、空談，隻是口若懸河，內核是空的，結果也一定是疏離作家、疏離讀者。現代的生活節奏，人們夠操心了，如果你不再給他實實在在美味的東西，那不要更挨餓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餓肚子的文學批評也不是好批評。腳踏實地做文章，天才創造性地做文章，這是我首先對新一代批評家的期許。
問：表麵上看起來，如今評論界唱讚歌的居多。您認為現在的文學批評的環境如何？什麼時候能再讀到您的大作？
答：中國文學批評，主要是唱讚歌，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其實，批評的功能首先是批評，該褒就褒，該貶即貶，是“批評”；褒中有貶，貶中有褒，自然也是批評；在褒貶中進行理論的權衡，是高級的批評。桃子不是熟透了，而是蛀蟲了，甚至有腐敗氣息，你還說這個桃子水靈靈香溢溢，這就是不幸的吹捧了。像我們國家和民族在文明中進步一樣，文學批評的環境還是寬鬆的。問題是握有這種版權的媒體，大多都未能組織起強有力的批評運作；第二，一反批評，一爭鳴，就驚慌失措，匆匆收兵，怎麼能正常下去呢？第三，批評與反批評者，都要一個正常心態，正常承受力，但不允許進行人身尤其人格的攻擊。包括對作家自身的批評，不超出這個範疇，也屬正常。2002年當省作協換屆後，我即向媒體宣布，自己停止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的寫作，因為不可能像年輕時代那樣，有巨大的精力和能量麵對文本。隻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如一種無法抑止的情緒、情感的支配，我才會拿起批評的大筆，但也一定是偶拾之作。
堅持電視劇“精英意識”
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廣東電視劇蓬勃發展，《公關小姐》、《外來妹》、《情滿珠江》、《英雄無悔》、《和平年代》，這些片子幾乎每一部出來，都能在國內造成不小的衝擊。當時您正任廣東電視台台長，也曾擔任當時多部電視劇的總策劃或總監製，請給我們談談那時的情況。
答：《情滿珠江》《英雄無悔》《和平年代》三部電視劇，是業內和社會及官方公認的三部現實題材經典之作。毫無疑問，它們是廣東電視人、是政府上層人士共同智慧的結晶。我作為唯一一位直接參與了這三部的主要策劃者之一，是由文學而中層行政官員，再進入電視傳媒高層的。我首先給自己一屆五年執政規範了一個目標：每年生產一部在全國有重大反響的長篇電視劇；一定要形成京、滬、粵電視（電視劇）三足鼎立的格局，甚至有某種超越；在現實題材電視劇方麵，引領中國潮流和時尚；參與全國性政府最高電視獎項的競爭。我現在仍堅持一個看法，《和平年代》是至今廣東電視劇中經典的經典之作。它真的拍得很漂亮。
問：影視作品是大眾文化的基石之一，廣東電視劇帶有濃重的嶺南風格，卻能夠風行全國，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答：當時，我提出了“創建嶺南氣派電視劇的一個時代”的主張。但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廣東電視劇的嶺南風格，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指向，它在經過現實的陶冶和演變中，開放性的思維，創新的精神和務實的特點，已經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氣質。它是當代性和當代藝術性意義上的嶺南風格。否則，不可能每拍攝每播出一部，都能給全國電視觀眾一個驚喜。能夠風行全國，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確定了創作上的三個“不可動搖”原則：表現當代和當代改革生活，是廣東電視劇不可動搖的創作主題；表現當代和當代改革生活與可視性的結合，是廣東電視劇不可動搖的藝術追求；表現當代和當代改革生活的崇高人生價值取向與人文精神，是廣東電視劇不可動搖的審美目標。而且，這“三原則”在電視劇創作的實踐上，得到較為完整的藝術體現與經受起了觀眾的收視檢驗。《公關小姐》、《外來妹》、《情滿珠江》、《英雄無悔》、《和平年代》仍然是中國現實題材電視劇重播率最高的片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