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2日於廣州
（這是作者關於當前文學影視問題答《信息時報》記者董彥問）[3]文學評論·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任務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任務
歌頌不等於不要批判。社會主義文學不但不能拋棄批判，而且要加強批判。這種批判，對於社會主義文學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十分需要的。“沒有批判，社會主義文學的戰鬥性就沒有了。”這是周揚同誌在廣東省文學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地提出的一個意見。這個意見，對於當前的文學創作，針對性很強，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應該引起我們充分的重視。
在揭批“四人幫”的第三個戰役中，文學戰線上出現了一批以暴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及其造成的危害為主要內容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既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也表現了人民的意誌、感情和願望。它們為時代呐喊，為人民說話，因此，它們受到大多數群眾的稱譽，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也有一種非難性的意見，認為這些側重暴露和批判的作品，是“暴露文學”，是“批判現實主義”。其理由，據說是它們歪曲和醜化了生活的真實，顛倒了歌頌與暴露、光明與黑暗、主流與支流的關係。這就提出了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社會主義文學有沒有批判的任務？批判在社會主義文學中應占有什麼樣的地位？是不是一有了批判，就是“暴露文學”，就是“批判現實主義”？這些問題都是必須予以澄清的。否則，於解放文藝的生產力不利，於文學創作的發展不利。
批判是社會主義文學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的回答是很明確的。社會主義文學之所以需要批判，是由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利益和要求所決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是要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私有製關係和舊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而文學則是無產階級不可或缺的一種武器。在民主革命階段，革命文學以自己獨特的形象的手段，批判舊製度舊傳統觀念的反動性和落後性，加速它的死亡，從而為革命的新生事物的茁壯成長鳴鑼開道。因此，無產階級文學，是伴隨著無產階級革命的興起和發展，在對舊世界的無情的批判中成長和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發展到社會主義階段，社會主義文學也仍然需要保持它的革命的批判的鋒芒和戰鬥作用，隻是由於社會生活中的矛盾鬥爭在發生新的變化，批判的對象除了有其上一階段的社會繼承性之外，也相應地會產生新的變化。
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既然已轉移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社會主義文學就不再需要批判，而隻要歌頌了。這是錯誤的，至少是一種誤解。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一場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極其廣泛、深刻的巨大變革。它不僅要改變落後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而且要改變與它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還要改變人們的思想方式和活動方式。這勢必要影響到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一切人。在新長征的偉大進軍中，一定會產生新人、新事、新思想，也會出現新問題、新矛盾、新鬥爭。現在，社會主義文學的一個神聖使命，就是要熱情、迅速地反映四個現代化，塑造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新一代建設者的英雄形象，歌頌創造奇跡的人民群眾。同時，也要敢於揭露四個現代化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和鬥爭，深入挖掘這種矛盾和鬥爭賴以存在和產生的階級、社會和曆史的原因。大膽、深刻地暴露和批判一切障礙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反動勢力和錯誤觀念、錯誤行為，幫助人們從各種新舊精神桎梏中解放出來，從而給四個現代化的實現予積極的影響。那種掩蓋矛盾，粉飾光明的作品，是沒有群眾的，因而也是沒有生命力的。
那麼，文學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究竟什麼是批判的對象，又應該怎樣發揮批判的作用呢？
周揚同誌指出：“社會主義文學不僅要批判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及其他剝削階級的各種敵對的思想，也要批判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各種消極現象，各種弊端和陰暗麵。”我們認為，在今天，就是要繼續創作反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人民群眾同林彪、“四人幫”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作鬥爭的作品。通過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典型化的矛盾衝突，塑造血肉豐滿的典型人物，特別是要努力塑造新的正反麵的藝術典型，形象而深刻地批判林彪、“四人幫”在路線、理論、思想及社會生活（物質的精神的）各方麵造成的混亂、禍害和流毒影響。斬草除根，除惡務盡。林彪、“四人幫”推行的那一套，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徹底消除的。特別是極左思潮的流毒影響，已成為社會性的病症，要徹底批判清算，更需要一些時日。否則，一遇適當的氣候和土壤，餘悸未消的人，又添一層新悸，更是彷徨四顧，裹足不前。更有甚者，仍然把林彪、“四人幫”的某些貨色貼上新的商標拿來上市，以假混真，欺騙世人。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的文學不僅要繼續批判林彪、“四人幫”本身，而且要批判由此派生出來的形形色色的錯誤觀念和錯誤行為。對於極少數敵視、破壞和反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勢力，更應無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總之，要通過這方麵的批判，提高人們對各種機會主義路線的識別能力，提高對階級敵人的革命警惕性，以及跟它們進行鬥爭的勇氣和智力，推動人們更緊密地走向團結和鬥爭，促進四個現代化的早日實現。
其次，還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批判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的各種消極現象、弊病和陰暗麵，其中要特別強調批判障礙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官僚主義、特權思想、封建殘餘、小生產的狹隘眼光和習慣勢力等危害社會主義製度的細菌和蛆蟲。它們往往是造成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悲劇的一個重要因素。那種認為這種批判就是否定和醜化社會主義製度，就是否定和醜化黨的領導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是荒謬的。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我們的黨，正是在不斷鬥爭並戰勝它們的過程中，而日益顯示出燦爛的光輝的。嚴酷的事實已經證明並在繼續證明，雖然時代前進了，事物發展變化了，但總有那麼一些人酷愛這一套壞東西，似乎拋棄了它們，就像賈寶玉丟掉了頸上的“通靈寶玉”不能生存一樣，總是要死死抱住不放。我們的文學對這些壞東西進行批判，隻要立場、觀點是對的，藝術上也是好的，為什麼不應該歡迎和肯定呢？
此外，文學作品對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也應該進行善意的批評。批評的目的，是為了減少盲目性、片麵性，不斷端正思想路線，使主觀世界和我們製定的方針、政策更符合客觀實際，從而少走彎路，少犯錯誤，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前進步伐。
社會主義文學要發揮批判的戰鬥作用，不僅要求作家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礎，過人的膽識，較高的文學素養，還需要在文藝思想理論上進一步劃清一些界限。
比如說，文學一批判，就認為是“暴露文學”的看法，就是其中的一種糊塗觀念。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所謂“暴露文學”，其基本特征就是否定革命的本質和社會的主流，歪曲生活的真實，顛倒歌頌與暴露、光明與黑暗、主流與支流的關係。你要歌頌無產階級、工農兵，寫社會主義的光明麵，它說不真實；你歪曲和醜化無產階級、工農兵，把社會主義的光明麵當作陰暗麵來暴露，它說是真實的。這與我們前一個時期出現的以暴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幫”在社會生活各方麵造成的陰暗麵的文學作品，與革命文學的批判，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暴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和嚴重後果，不僅有理，而且極其必要，焉能貶稱之為“暴露文學”？
至於說文學一批判就是“批判現實主義”，也是混淆概念，不符合實際的。這是一個被弄得似是而非的問題。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我們應該曆史地給予正確的評價，科學地肯定它的曆史進步作用。但是，社會主義文學與批判現實主義的界限，並不是要不要批判，而是在於二者之間在批判上有著重大的區別。第一，是批判的對象不同。十九世紀出現的資產階級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矛頭是指向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它們以辛辣的筆調觸及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潰瘍，如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資產階級之間的爾虞我詐，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係等等。而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對象，不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而是作為其對立麵的黑暗勢力和反動逆流，以及種種不正常、不健康、被扭曲、被顛倒了的生活現象。第二，是批判的作用和目的不同。資產階級的批判現實主義，可以起到如恩格斯所說的“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的作用，使人形象地感受到舊社會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而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不是要損害社會主義製度，而是通過揭示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困難和挫折，清除其身上的舊社會的痕跡，促使人們更加熱愛社會主義，從而為建設更美好的未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辛勤地工作和勞動。第三，是批判的立場和效果不同。資產階級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作為本階級的叛臣逆子，他不滿本階級可又由於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因此在批判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時，總是挽歌式的。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作家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立場上，對封建階級、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展開批判，因此，作品的基調是健康明朗的，給人以奮發向上、激勵鬥誌的力量和信心。即使寫悲劇，也使人強烈地感受到舊勢力的滅亡和暫時被損害的美好事物的最後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有某種程度的壓抑、悲憤的情調，也是為了激發人們對惡勢力更強烈的憎恨和憤怒，對美好事物更熱烈的同情和向往，從而，喚起人們對惡勢力作頑強不屈的鬥爭。因而，二者根本不能相提並論，更不能等同起來，並加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