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社會主義文學無論是對敵人的批判，還是自我批判，都必須注意一個問題，這就是周揚同誌所指出的：“這種批判，應當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要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掌握分寸。因為我們的文藝任何時候都要有益於而不能有害於人民。”
我們深信，在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戰鬥曆程中，社會主義文學正確、充分地發揮批判的戰鬥作用，就一定能夠幫助人們更堅決地同一切障礙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各種阻力作鬥爭，更明確地認清四個現代化莊嚴宏偉的目標，更清晰地看見四個現代化如花似錦的前程。希望作家們繼續緊握革命文學的批判武器，掃蕩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汙泥濁水，激情如火地奏出時代的最強音！
1979年元月2日於廣州南方日報社6號樓[3]文學評論·社會主義文學的反封建任務社會主義文學的反封建任務
在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新的曆史發展時期的今天，文學究竟還有沒有反封建的任務？回答無疑是肯定的：文學不僅仍有反封建的任務，而且還是非常重大、十分迫切、相當艱巨的。
社會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文藝創作必須反映一定曆史時期社會生活中的矛盾鬥爭，特別是主要的矛盾鬥爭。當前，我國社會生活中的社會主義和封建殘餘的鬥爭是相當複雜而激烈的。改革我國目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那些妨礙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部分，掃除一切不利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舊習慣勢力，這就是我國現階段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封建殘餘及其滋生出來的一切剝削階級思想意識和不正之風，異常嚴重地阻礙著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急需解決的主要矛盾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當然要表現這方麵的矛盾鬥爭。
中國封建社會曆時兩千多年，生產方式沒有明顯改變，長期處於停滯狀態，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根深蒂固。在民主革命階段中，對封建主義體係沒有認真觸動。建國以來，雖然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進行了必要的批判，但忽視了封建主義這個長期以來的重要革命對象，忽略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外，還有封建階級一家，對封建殘餘沒有給予毀滅性的打擊，使它得以苟延殘喘，死灰複燃。正因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才能利用封建主義意識在人民群眾中強大的潛在影響，裹著“左”的外衣，製造了現代迷信。這種現代迷信，既具封建主義的本質特征，又帶法西斯主義色彩，還有“革命”的斑斕光圈，因而，顯得特別野蠻、殘忍而又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封建法西斯主義的內容及其“最革命”的旗號，頓時把中國人民重新投入了火和血的海洋中，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災難。使黨和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這種在我國長時期存在的封建主義，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又為專製主義、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等級觀念、裙帶風、思想僵化、論資排輩、不重視和不願發掘人才，以及無政府主義等等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傳統偏見，提供了賴以滋生的土壤。加上建國以來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正確宣傳和實行做得很不夠，社會主義製度也有不完善之處，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也還在不斷的摸索之中，因而上述種種封建主義的滋生物仍然嚴重地腐蝕著人們的心靈以及黨和國家的肌體。
無論是幾千年來的封建主義、林彪和“四人幫”製造的現代迷信，還是封建主義的種種滋生物，它們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之間都存在著尖銳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鬥爭。如果不徹底批判封建主義，掃除這個妨礙實現四化的重大障礙，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製就不可能建立和健全，科學精神和實事求是的作風就不可能發揚，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熱情就不可能充分調動起來。現代化的社會大生產就不可能迅速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就會受到破壞，實現四化就沒有根本的保證。這些無不說明，我國現階段反封建殘餘的嚴重性、迫切性，同時也就決定了社會主義文學反封建的必要性、艱巨性和長期性。
在徹底批判封建殘餘這個重要問題上，粉碎林彪、“四人幫”後三年來的文學創作，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獨特的淩厲的戰鬥作用。這就是湧現出了一批以揭批林彪、“四人幫”推行封建法西斯主義的罪行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它們以其嚴峻和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麵對了時代，探求了社會，思考了人生，切中了時弊，提出了問題，發出了呼籲，贏得了黨心和民心，總結了寶貴的經驗教訓，促進了安定團結搞四化的大好形勢的發展，為我國無產階級文學寫下了極其光輝的新篇章。
三年來，思想政治上和文學上反封建鬥爭取得重大成績，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繼承和發揚了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學反封建的光榮傳統，是我國曆史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學反封建鬥爭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和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學，一開始就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早在1915年，中國已經出現了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封建主義。他們的代表人物陳獨秀在其主編的《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上，就大力宣傳科學和民主，反對封建專製政治和封建禮教道德。1918年，中國革命文學的旗手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就深刻地揭露了吃人的封建禮教，它像鋒利的匕首給封建社會以致命的一擊。1919年，在世界革命特別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把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作為兩大旗幟的。以五四文學革命為開端的中國新文學史，一開始就是以反帝反封建為己任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文化“圍剿”，也都不能窒息革命文學反封建的戰鬥精神。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很多重要論著和創作，都是在這個時期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的鬥爭中產生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解放區出現的一批著名作品，如《白毛女》、《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王貴與李香香》、《漳河水》、《赤葉河》等，都閃耀著反封建的思想光輝。解放初期創作的一批優秀作品如《劉巧兒團圓》、《梁山伯與祝英台》、《小女婿》、《羅漢錢》等，都反映了人民群眾與封建思想勢力的尖銳鬥爭。
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學既有反封建的優良傳統的一麵，但也有其反封建還很不徹底的另一麵。近三年來的文學創作，在繼承五四以來新文學反封建光榮傳統的同時，也對新文學反封建的不徹底的一麵進行了補課。它在反封建的廣度和深度方麵，都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開拓，提高到了一個新的認識高度。由過去大多局限於寫爭取婚姻自由和破除神鬼迷信的內容，而變為注意和觸及了我國思想政治生活領域裏反封建殘餘的矛盾鬥爭。
首先，這些作品的批判鋒芒對準了林彪、“四人幫”所製造的現代迷信。現代迷信，是今天情況下封建主義的核心，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改頭換麵的“忠君”思想，它成了束縛人們頭腦的精神桎梏。三年來的文學作品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為武器，通過生動具體的藝術形象，批判了現代迷信的種種表現和流毒：思想僵化、半僵化；不是把人民領袖當作導師和朋友，而是把領袖當作神靈和偶像來頂禮膜拜；不是把領袖的正確思想和言論當作行動的指南，而是把領袖的個別結論和片言隻語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來恪守，唯“紅”書是從，唯“上”命是聽，不敢獨立思考，發揮革命的主觀能動性。話劇《未來在召喚》中的於冠群、《撩開你的麵紗》中的劉波，就是這種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典型人物形象。他們待人處事不是從新的實際情況出發，而是一切從本本出發，按照老規矩辦事，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實際上已經成了四化道路上的絆腳石，可還以正統的革命者自居。這類手中握有實權的人物，中了現代迷信的毒害卻麻木不仁，甚至還把它當作革命的真理來維護，這就形象地表明，如果不徹底批判封建主義的變種——現代迷信，邁開四化的步子是多麼的困難。歌劇《星光嗬，星光》中的祝蒙蒙，把現代迷信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終於被逼瘋；短篇小說《黑海潮》中的常團長，因為自己駐防地是“光輝的‘五·七’指示的發源地之一”，在特大強台風到來時，就完全不顧主客觀條件，提出與大堤“共存亡”的極左口號，以致自己和許多戰士的寶貴生命都毫無價值地犧牲了。這兩個悲劇人物的認識意義就在於：現代迷信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是裹著糖衣的毒藥，十多年來，它不知殺害了多少天真可愛、忠誠純樸的年輕人和革命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