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製主義、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等級觀念等，是封建主義的重要支柱。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它們不是赤裸裸地暴露其本來的麵目，而是巧妙地被戴上種種時髦的衣冠，以糊弄和壓製人民群眾，維護少數人的非法利益。話劇《權與法》中的市委第二書記曹達，就一身兼有專製、官僚、特權、等級等種種惡疾。他居功自傲，貪圖私利，執法犯法，甚至不惜侵吞救濟災民的款項來蓋自己華麗的公館。人民要對他繩之以法，他卻倒打一耙，以破壞安定團結，“不相信黨的領導，甚至是反對黨的領導”來恫嚇和威脅人民。詩歌《將軍，不能這樣做》中的“將軍”、短篇小說《悠悠寸草心》的市委書記唐久遠，他們把養育和拯救過自己的人民群眾完全置諸腦後，不顧人民的疾苦、國家的困難、後代的幸福，把人民給自己的地位當作謀取私利的工具，不擇手段，勞民傷財，為自己和一小部分“官”謀取特殊的利益，使自己由人民的公仆蛻變為人民的主人。這些作品，對“將軍”這樣一類人物發出了火辣辣的忠告，這是人民的忠告，正義的忠告啊！
“血統論”是封建主義的門閥製度、門第觀念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變種。它長期以來，流行極廣，為害甚烈，扼殺了人才，壓製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阻礙了人與人之間建立正常的健康的關係，人為地惡化了整個社會風氣。話劇《報春花》中的廠黨委副書記吳一萍就是“血統論”的忠實的推行者。事實已經證明女紡織工白潔是百分之百的先進工作者，樹立這個先進標兵，可以推動一大片人，加速四化的進程，可是吳一萍就是從中百般阻攔，原因僅僅是因為她出身不好！今天，類似“血統論”等流行的封建傳統觀念，雖然不敢像過去那樣招搖過市，但是它的潛在影響卻仍然時時在毒化著我們的生活，壓抑著人民建設四化的積極性。揭露了“血統論”障礙四化進程的反動作用，正是《報春花》可貴之處。
宗派主義、行幫思想，是封建主義的重要內容之一。結黨營私，黨同伐異，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綿延不絕。林彪、“四人幫”一夥，更是變本加厲地使之惡性發展，以至貽害無窮。戲曲《初晴》告訴人們，封建宗派主義和行幫思想有如毒菌，無孔不入，不僅侵入黨政機關，而且已經侵入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人民解放軍內部。一個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曾經獲得過“鋼鐵堡壘團”的光榮稱號的部隊，竟然變成四分五裂、散沙一盤，其根本原因，也是因為封建宗派主義和行幫思想腐蝕了人們的思想，支配了人們的行動。這就有力地告誡人們：封建宗派主義和行幫思想，一日不除，將給黨和人民的事業留下巨大的隱患。
三年來反封建殘餘的作品，其社會效果總的來說是積極的，給人以驚醒、感奮、鞭策和向上的力量。它幫助人們更科學地認識我們現階段社會的實際情況，更清醒地認識與封建殘餘作鬥爭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更加增強了對社會主義製度的信念，對實現四化的信心。當然。其中也有個別作品的社會效果是不夠好的。此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有的是在題材的選擇、人物的典型化方麵考慮不周或功力不足，有的是有點自然主義，滿足於純客觀的展覽，追求感官的刺激，忽略了藝術的美感，沒有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曆史深度上，通過具體形象的刻畫，來揭示封建殘餘的本質和危害，如此等等。
盡管反封建的文學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人民群眾對文學反封建的鬥爭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文學揭批林彪、“四人幫”，不能隻停留於揭批其給我們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內傷和外傷的罪行上，而要把它提高到反封建的高度，從而幫助人們認識林彪、“四人幫”給我們造成的空前浩劫，不僅僅是個人的和反革命幫派的政治野心，而是有其深遠的曆史、思想、社會、階級根源的。要防止這種悲劇的重演，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徹底清除林彪、“四人幫”這類人物賴以產生的社會條件。這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封建殘餘。
其次，文學反封建殘餘，不僅要幫助人們認識反封建殘餘的迫切性和嚴重性，而且還要幫助人們認識，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反封建殘餘鬥爭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因而既要有膽，也要有識，要有識別披著各種革命外衣的封建殘餘的慧眼，要善於正確區分、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從而，準確有力地打擊敵人，有效地批評、教育、提高人民內部犯錯誤的人。
第三，要努力塑造社會主義時期反封建殘餘的英雄人物形象，同時也要注意寫好反麵典型人物。社會主義時期反封建主義的英雄人物，他們具有區別於舊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反封建主義人物的根本特征，他們也跟當今那些所謂“持不同政見者”有本質的區別：他們是以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先進思想為武器，而不是以極端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絕對平均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去反對封建主義；他們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廣大人民群眾一起去同封建主義作鬥爭，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先知先覺的超人、普度眾生的救世主；他們反封建主義的目的是為了治愈新社會軀體上的潰瘍，而不是把封建主義看作社會主義社會固有的產物，或者把封建主義跟社會主義等同起來一齊加以否定。
在著力塑造出血肉豐滿、真實可信的反封建英雄人物的同時，還應重視作為封建主義代表人物的反麵典型的刻畫。絕對不能把它們當作封建主義的簡單的標誌和記號，單純的臉譜化、漫畫化的手法，塑造不出有生命力的反麵人物形象，表現不出封建主義的反動性和危害性，也無助於揭示反封建主義鬥爭的嚴重性和尖銳性，隻會起到相反的作用。因而，還是應該運用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從生活出發，塑造出真實可信的反麵人物形象。
社會主義社會還殘存著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這是一個客觀存在，不能采取諱疾忌醫的消極態度。我們的作家應該勇於擔負起責任，努力使這類題材的作品有新的突破和創造。對於寫暴露我們生活中一些陰暗麵和消極麵的作品，一些作家有所顧慮和餘悸，這是可以理解的。長期以來，凡是這種作品一出現，總是有爭議，甚至遭到種種責難和非議的。
但是，作家總不能因此而放棄自己應盡的責任吧。為人民擔一點風險，作出一點自我犧牲，人民和曆史是不會忘記你們的。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藝術創作問題上，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而且真理往往是在少數人一邊。退一步來說，就是出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產生了不良的社會效果，我們的作家隻要虛心聽取各方麵的意見，正確總結經驗教訓，用創作的新成果來表明自己改正缺點和錯誤的決心，同樣是會得到群眾的諒解的。這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我們也不應苛求於作家，不應過多地責難甚至追究作家的個人責任，更不能因噎廢食，橫加幹涉，采取“禁止”、“取締”等粗暴手段和措施加以壓製。因為，作家在寫作時，當然應該考慮社會效果，但是，藝術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作家的創作動機與作品的社會效果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同一作品在社會上引出兩種相反的效果，這都是常有的事。這就更需要時間和實踐來檢驗，才能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這種離開作品的實際，把任何一種不好的社會效果都強加於作者的做法，再也不能讓它繼續存在下去了。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四化事業前景輝煌，這都值得我們為之引吭高歌。當然，文學不隻是暴露，也要歌頌。
就是暴露，也不隻是暴露封建殘餘，對於一切妨礙安定團結、造成動亂、影響四化的積弊和阻力，都應予暴露和鞭撻之。暴露陰暗麵，是為了發展和擴大光明麵，而不是相反。作家既是人民群眾生活理想和情緒的代表者，又是人民群眾身上創傷的醫治者，也是人民群眾的敵人的審判者。無論是歌頌還是暴露，這都是作家進行創作時應該堅持不渝的一個準則。當我們在研究社會主義文學的反封建任務時，同樣也不能離開這個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