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從森林裏來的孩子》、《傷痕》、《神聖的使命》、《弦上的夢》、《陰影》、《楓》、《姻緣》、《我應該怎麼辦？》、《驚蟄雷》等作品，堪稱體現上述藝術特色的代表作。這些小說，以深沉、悲愴的藝術筆調，在社會上贏得了廣泛而強烈的反響，在讀者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感情風暴。人們從作品對林彪、“四人幫”的鞭撻中更清楚地認識到這夥曆史罪人罪孽之深重，從被這些罪惡黑手所撕破的人生中懂得了美與善的真正的價值。“決不讓這種悲劇在中國大地上重演，我們必須堅持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就是這批短篇小說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所產生的巨大思想力量，也是它最主要的曆史功績。它必將與我國無產階級文學史上所出現的其他重要作品一樣，毫無愧色地占有自己的特殊地位。相反，那些責難這類小說的貌似公正的論調，卻使人們不得不懷疑，不得不發問：是否要人們忘記曆史的悲劇，是否要為悲劇的製造者開脫罪責？
“傷痕文學”、“向後看的文藝”、“缺德”文藝論者還認為，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小說所反映的生活悲劇，隻是“偶然的、個別的現象”，隻是“訴說個人家散人亡，悲歡離合，以及愛情周折”，並沒有深刻反映，甚至“沒有觸及社會問題”，因而作品的主題“沒有什麼積極的社會意義”。這種看法難道符合實際嗎？
提出和回答具有普遍意義的重大社會問題，反映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意願，這是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對文藝的另一個基本要求。那些曾在曆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作家和作品，都是站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前列，提出和回答了為人們所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所以，在文學史上就有了“社會問題小說”、“社會問題劇”。今天的時代，當然有著不同於以往時代的社會問題。在打倒“四人幫”之後這樣一個曆史轉折時期，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呢？主要的就是：林彪、“四人幫”路線的性質、特點是什麼？它在多大的範圍和程度上造成了罪惡和危害？在經過十幾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中國，何以會出現林彪、“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專政？應該怎樣鏟除產生林彪、“四人幫”的一切根源，防止他們所釀成的人間悲劇的重演？如何健全和鞏固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製？如何保證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對此，文藝責無旁貸地要給予回答。當然，文藝創作總是通過個別反映一般，通過偶然反映必然，通過一人一事反映千家萬戶的。這些小說，正是從各個不同的生活側麵，從一個家庭中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姐弟，或親朋、師友在這場風暴麵前的遭遇及其糾葛，再現了那場空前的曆史悲劇，在不同的程度上觸及了上述那些問題。如果不是閉著眼睛說瞎話或強詞奪理的話，又怎能把個人、家庭的遭遇從社會生活的總體中割裂開來？又怎能說這些小說“沒有什麼積極的社會意義”呢？
比如《班主任》通過在本質上都是被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扭曲的畸形兒宋寶琦、謝惠敏的形象，提出了醫治青少年心靈創傷的問題；《神聖的使命》通過老公安幹部王公伯在調查一樁冤案過程中的悲劇遭遇，提出了必須恢複和健全社會主義法製，保護人民利益的問題；《傷痕》通過王曉華及其母親的悲劇命運，提出了必須徹底廢除林彪、“四人幫”的“一人犯罪，株連九族”的封建專製的問題；《驚蟄雷》通過深受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毒害的基層幹部錢金貴的形象，提出了“我們的一些大同誌、老同誌，何嚐不需救救”的問題；《拳頭打在誰身上》通過羅大勇、邵蘭兩個家庭在紅衛兵運動中的經曆，提出了青年一代應該正確總結文化大革命中的經驗教訓的問題。這些小說通過反映“偶然的、個別的現象”（實際上已經典型化了），以及“訴說”個人和家庭的遭遇，提出了與千千萬萬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社會性問題。這些“問題小說”，為人民立言，表達了人民的心聲，所以它們一經問世，就震動了整個社會。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文學作品在那麼廣闊的範圍和那麼深刻的程度上影響了整個社會的現象，在我國無產階級文學史上是並不多見的。它們的社會作用，也是不容低估和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