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1日於廣州南方日報社6號樓[3]文學評論·關於敏感及“放”與“爭”的思考關於敏感及“放”與“爭”的思考
文藝是敏感的。正如周揚所說：它“是時代的風雨表，是當代各種思潮的觸角”。這使我們想起了文藝界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敏感，這種敏感，往往集中表現在所謂“放”與“收”的問題上。
打倒“四人幫”以後，黨中央一再重申，要堅定不移地貫徹“雙百”方針，“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動搖”。而且，這個方針還寫進了我國的憲法，受到了法律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有些同誌還那樣敏感，一有風吹草動，是“放”還是“收”的疑慮之聲，便時起時伏？為什麼有的人那樣易於受客觀外界的影響，經常產生思想波動，搖擺不定？這就值得認真地探討一下了。
回顧文化大革命以前，特別是近三年多來的實踐，我們覺得，有幾種情況最容易引起文藝界某些同誌的敏感，並因此而對“雙百”方針是否能夠貫徹到底，產生種種思想波動和疑慮。
一種情況是，當文藝創作或文藝理論批評出現了某些缺點或錯誤，尤其是作家在進行思想和藝術上的探索和創新的過程中，出現了某些不足或失誤時，對文藝形勢的估計往往就會產生分歧，引起文藝界某些同誌的思想波動。三年多來，我們的文藝創作，在恢複和發揚革命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反對“瞞”和“騙”的文藝，提倡題材和人物的多樣化，開拓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注重作品的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等方麵，以及在文藝思想和文藝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和建樹，較之十七年，都有一個重大的發展和突破，主流是健康的。尤其可喜的是，還湧現出一批有見地、有才華、敢於衝破各種禁區的年輕闖將，他們的作品，更是表現了對人生、社會、現實的深刻思考和嚴肅探求的精神。然而，在前進過程中，也會有困難和挫折。這表現在文藝創作上，是有的作品反映出某種不良的思想傾向，格調不高，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自然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影響；一些反映尖銳的政治性題材的作品，出現過這樣那樣的缺點和問題；有的文藝主張和文藝理論觀點，也有偏頗之處。由於出現了這種情況，於是，如何看待三年來的文藝形勢，如何對待在思想和藝術上試圖進行探索和創新的作品，就幾乎成了文藝界和社會上經常和反複爭論的問題。大多數人對此是持正確的觀點和態度的。可也有一些人，一看到出現了支流問題，就驚呼不迭，憂心忡忡。於是，“是不是解放思想過了頭”，“是不是‘放’過了頭”，“該‘收’一‘收’了”之類的議論，便接踵而來。這其實是對“雙百”方針的一種誤解。
在某些人看來，“放”，隻能“放”正確的東西，“放”香花、好花，而謬誤的東西，不很香、不很好的花是絕對“放”不得的。這種形而上學的看法和要求，是從“左”的方麵來理解“雙百”方針，是不懂得“放”與“爭”的辯證法的表現。其實，正確與錯誤的東西都是客觀存在，不管你主觀上想“放”還是不想“放”，在香花、好花出現的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不那麼香、不那麼好的花或草的產生。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隻不過，在不同時期，問題會有嚴重輕微、情況會有複雜簡單之分罷了。因為文藝是整個社會生活及其錯綜複雜的矛盾的反映。而我們又正處在一個新舊交替、除舊布新的曆史轉變新時期，各種社會思潮和社會問題，都會在文藝創作中反映出來。作家也由於思想和認識的不同，生活基礎和藝術功力的深淺，有的反映可能是正確的，有的反映就可能不那麼正確，甚至是錯誤的。特別是反映各種尖銳的政治性題材的作品，更是如此。我們主張“放”，出發點當然是希望放出好的東西來。但主觀願望與客觀實際，作家的創作意圖與作品的實際效果，往往會有不一致的時候。香花是不能自封的，一個作品是好是壞，在“放”出來之前也難以預測，隻有讓它“放”出來，才能比較和鑒別。不讓“放”，固然不對，“放”出了問題，就要“收”，也不對。對文藝采取“收”的政策，效果隻能適得其反。它既不利於通過爭鳴去克服錯誤的東西，使問題剛剛產生時就加以及時的引導，使之在新的探索和創新過程中有明確的方向和正確的途徑；也不利於在鬥爭中樹立正確的東西，發揚光大健康的主導麵，出作品，出人才，出理論。我們要看到，實行“雙百”方針，不僅要保護香花，鏟除毒草，更需要精心愛護和扶植新生長出來的嫩芽，就難免有某些稚弱，不夠成熟，甚至於還帶有某些片麵性的東西，如果不采取“放”的方針，就有可能連同其正確的方麵，也一起被扼殺於搖籃之中。這就清楚不過地說明：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批評，尤其是在探索和創新過程中出現的某些缺點和不足，是前進中的問題，是正常現象，無需大驚小怪。它應該也可以在貫徹“雙百”方針的過程中，通過自由討論和藝術實踐去逐步求得解決。
至於個別把四項基本原則同解放思想，同“雙百”方針對立起來的人，也是有的。他們一旦抓住前進中難免出現的問題，就無限上綱，羅織罪名，把支流誇大為主流，甚至歪曲文藝形勢，並以此來證明解放思想的原則和“雙百”方針的過錯，那就不僅僅是對“雙百”方針、對“放”與“爭”的辯證關係的片麵理解的問題了。
第二種情況是，當對某個作品或文藝問題展開討論、爭論，尤其是提出批評時，有些同誌一看到討論、爭論，一聽到批評，就以為棍子來了，以為“氣候”、“風向”又要變了。這種心理狀態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的。十七年，尤其是十年浩劫中，“雙百”方針受到來自“左”的方麵的嚴重幹擾和破壞。例如，把文藝問題與政治問題等同起來，許多政治運動往往以文藝問題為先導、先聲，從對某一小說、某一出戲、某一種文藝主張和文藝理論觀點的批判開始，進而演變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這種令人想起來不寒而栗的做法，曾大大挫傷和打擊了文藝工作者，至今還在某些人的心靈上留下了濃重的陰影。前些時候，對《假如我是真的》（話劇）、《女賊》、《在社會的檔案裏》（電影劇本）和《調動》（小說）等作品的討論和批評，社會上和文藝界就有人認為這是“全麵糾偏”的開始，是又要“收”的信號。這其實也是對“雙百”方針的一種誤解。
首先要看到，經過總結三十年來文藝運動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尤其是有了十年浩劫的慘痛經曆，黨中央曾三令五申，並發布文件，保證不再重複過去的那些錯誤政策和錯誤做法，堅決實行“三不主義”。事實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這三年來，很少有作家或作品，由於受到批評而被強加上“莫須有”的政治罪名。我們堅信黨中央一定會始終如一地這樣做。當然，“雙百”方針的實行，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但即使出現了違反黨中央的政策和對文藝橫加幹涉的事情，文藝界也可以進行抵製和鬥爭。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我們還要看到，“雙百”方針本身是完整的，是既要“放”，又要“爭”的。沒有充分的“放”，“爭”就失去了基礎；而沒有正常、健康的“爭”，“放”也就不能更好的堅持正確的方向。因此，“雙百”方針本身是包括了正常的批評和積極的思想鬥爭的。隻準讚揚，不準批評；隻準澆花，不準鋤草，隻準“放”，不準“爭”，這是違背“雙百”方針，不符合“放”與“爭”的辯證法的。如果把正常的批評和積極的思想鬥爭，當作“棍子”和“橫加幹涉”，認為就是妨礙“放”，就是“收”，從而拒絕正確的批評，繼續堅持錯誤的創作實踐和文藝主張，實際上就是隻要“放”，不要“爭”，這就是從右的方麵把“雙百”方針曲解為自由化的方針。批評並非自今日始，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要有（當然是要求正常的、健康的批評）。尤其是對於剛剛處於萌芽狀態的問題，如不及時加以引導匡正，而是任其發展，就有可能形成為某種傾向或思潮，以至從根本上動搖和毀壞“雙百”方針。所以，在“放”的過程中為什麼一定要“爭”，一定要有引導、有要求、有批評，道理即在於此。
現在需要進一步解決的，不隻是能不能批評，更重要的是如何批評。這裏，一定要發揚藝術民主，實行“三不主義”，切忌主觀片麵，簡單粗暴。要通過深入、具體的思想和藝術分析，通過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的批評和討論，通過藝術實踐和社會實踐的檢驗，才能有效地解決藝術和學術上的是非問題。那種捕風捉影、斷章取義、比附索隱式的批評，隻能窒息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生機。總之，隻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切實保障人民內部在藝術和學術上的自由創造、自由競賽和自由探討，既“放”又“爭”，創造出一種最適宜於文學藝術蓬勃發展的氣氛和環境，才能使“雙百”方針真正成為促進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發展的方針，成為無產階級堅定的階級政策。
第三種情況是，當領導者對文藝作品或文藝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時，也容易引起某些人的揣摩猜測，甚至產生某種精神上的緊張和不安。其實，作為領導者，尤其是擔負文藝工作的領導者，他們對一個作品，一種文藝主張或文藝觀點，都會有自己的意見和看法，而且會通過各種形式和場合表達出來。同時，由於各人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和文藝素養有高低之分，有的可能看得準些，比較接近實際，有的就可能不那麼準，甚至有片麵性。這本來也是正常的現象。可傳到了某些人那裏，往往就變得不正常了。我們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議論：某某領導對某個文藝作品表了態，對某個文藝問題提出了批評，某個會議又要“批判”多少部作品等等，而傳聞開去，就會造成一種緊張的氣氛，以為又在抓“動向”，抓“傾向”，這又是對“雙百”方針的一種誤解。
其實，領導過問文藝問題，這也是領導者的責任。能否正確地貫徹“雙百”方針，關鍵卻在於領導。我們一再強調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其中就包括正確貫徹“雙百”方針這個最主要的方麵。我們渴望黨正確運用“放”與“爭”的辯證法來指導文藝運動，同時反對橫加幹涉和放任自流這兩種傾向。而對於文藝工作者自己來說，對於領導的意見或各種傳聞，也應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獨立思考，而不應神經過敏和主觀臆測。
誠然，我們並不排除有那麼極個別的領導，本來就對“雙百”方針抱懷疑和抵觸的情緒，他們是既不準備也不願意實行這個方針的，某些地方對文藝橫加幹涉的事情屢見不鮮，就是明顯的例證。但是，對於來自領導者方麵的意見和看法，隻要不是簡單粗暴，強迫命令，我們就應虛心聽取，認真思考，而處在領導者的角度，發表意見和看法時，則力求準確，掌握分寸。隻有領導與文藝工作者之間真正建立起一種平等相處，互相鼓勵切磋的關係，“雙百”方針才能得到有力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