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的三種情況看來，造成文藝界某些人的敏感心理的原因，當然包括領導方麵、社會方麵和曆史方麵的多種複雜的因素。二十多年來，在貫徹“雙百”方針的問題上，困難重重，曾經走過艱難曲折的道路，受到過“左”與右的各種幹擾。特別是在十年浩劫中，“雙百”方針更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造成了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局麵。問題並不在於“雙百”方針本身，而是在於貫徹執行這個方針時犯了“左”傾和右傾的錯誤，從而違反了文藝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的文藝事業，就隻能正確地認識和自覺地掌握文藝發展的客觀規律，堅決實行“雙百”方針，而決不能違背它。
我們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理解“雙百”方針的，按照對立統一的規律，根本不存在所謂“收”的問題。這是因為：
第一，香花與毒草、好與壞、真善美與假惡醜，都是客觀存在的矛盾。“雙百”方針是承認矛盾的存在的，這是它所體現的唯物論的精神。
第二，正確與錯誤的東西，既然都是存在，那就一定要表現出來，隻準“放”正確的東西，不準“放”錯誤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何況，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批評之是否正確，需要經過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的檢驗，有時還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考驗，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雙百”方針之所以主張“放”，正是為了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這是它所體現的實踐論的精神。
第三，正確與錯誤的東西，是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因此，“雙百”方針既堅持“放”，又堅持“爭”，從爭鳴中探求真理，辨明是非，用正確克服謬誤。我們在“放”與“爭”、競賽與鬥爭的過程中，肯定正確的東西，否定錯誤的東西，發揚先進的東西，提高後進的東西，從而促進各種文藝題材、體裁、形式、風格和流派的自由競賽，沿著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健康發展，從鬥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和優勢，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這是我們實行“雙百”方針的主要目的。當然，事物的發展總是曲折的。今後，在對“雙百”方針的執行上，也還會出現各種挫折。但實踐已經雄辯地證明，“雙百”方針是社會主義民主和黨的群眾路線在文藝領域的生動體現，是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一項基本的和長期的方針。隻要堅定不移地正確貫徹“雙百”方針，善於運用“放”與“爭”的辯證法，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就一定會繁榮興盛起來，就一定能創造出具有我國新的曆史時期的時代精神，和具有我國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的優秀作品來。
1980年7月9日於廣州南方日報社6號樓[3]文學評論·關於“幹預生活”與“寫真實”關於“幹預生活”與“寫真實”
1958年，在剛剛提出的“雙百”方針的推動下，我國文藝界的一些有膽識的人，針對當時文藝理論批評上的“左”的教條主義和文藝創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主張文藝要“寫真實”和“幹預生活”。這個主張的提出，不僅活躍了文藝界探索、討論和爭鳴的氣氛，也給當時的文藝創作帶進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使一些敢於觸及社會矛盾，揭露官僚主義、封建意識對革命事業的危害的作品得以產生，並在社會上引起了較為廣泛和強烈的影響。無論從理論或實踐上來看，“寫真實”的口號與“幹預生活”的主張，其本身的涵義都是正確的，不能因為它遭受過不恰當、不公正的批判，而繼續敗壞其聲譽。
經過三十年文藝運動的實踐，今天我們對“寫真實”和“幹預生活”的理解，已經大大進了一步。所謂“寫真實”，就是要求作者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全麵地、正確地認識現實，通過藝術形象的生動描繪，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本質和規律。所謂“幹預生活”，就是要求作者以主人翁的態度，既要看到社會生活中的光明麵，也要清醒地看到其陰暗麵，通過對光明麵的熱情肯定和對陰暗麵的揭露批判，或從先進力量與腐朽力量的較量和鬥爭中，形象地揭示代表陰暗麵的腐朽勢力終究要滅亡的必然趨勢，從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文藝的批判功能。在現實生活中，光明麵與陰暗麵總是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在一個真實地反映生活的文藝作品中，往往會同時涉及到生活的光明麵和陰暗麵；即使是著重於以揭露陰暗麵來幹預生活的作品，它所描寫的典型環境，隻要它所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一角，它就不可避免地會蘊涵著正麵的潛在力量。因此，那種把“幹預生活”的作品理解為隻是單純地揭露生活陰暗麵的看法，顯然是失之片麵的。而文藝“寫真實”所要求的揭露陰暗的這一麵，即“幹預生活”的批判作用，又是由社會主義社會本身固有的矛盾所決定和要求的。今天，為了清除四化建設中的各種阻力和障礙，更應發揮文藝“幹預生活”的批判功能，這已經是毫無疑義的了。
誠然，由於曆史條件的變化，今天文藝“幹預生活”的具體內容和要求同過去會有所不同，標準也更高。在新的曆史時期中，文藝“幹預生活”，就是要求作家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用是否有利於四化建設的標準來衡量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各種矛盾現象，揭露和批判種種不利於四化的障礙和阻力，表現先進與落後的矛盾和鬥爭，反映四化進程中的曲折和困難。揭露矛盾是為了解決矛盾，揭露陰暗麵是為了消滅陰暗麵，幹預生活是為了推動生活前進。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個人迷信、教條主義、形而上學、思想僵化半僵化；專製主義、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等級觀念；裙帶風；反動的“血統”論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影響；以“人治”代替“法治”；妒賢嫉能，堵塞才路；極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宗派主義、行幫思想、虛無主義等等，都是嚴重阻礙四化建設的東西。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清除這些思想上、作風上和各種工作製度、組織製度上的障礙是不行的。文藝“幹預生活”，揭露和批判醜惡的事物和醜惡的思想，正是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喚起人們戰勝醜惡事物和醜惡思想的信心和力量，鼓舞他們同心同德地為實現四化而奮戰不息。我們革命的作家，應當從這個角度來認識今天文藝“幹預生活”的積極意義，自覺地把自己的藝術創造活動，看作是為實現四化和建立高度的精神文明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作家也隻有站在這個認識高度，站在這個基本的立場和態度上來“幹預生活”，寫出來的作品才有可能達到真實性與傾向性的統一，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真善美的統一，真正反映出生活的本質真實來。如果違背了這個基本立場和態度，“幹預生活”的作品也有可能陷入客觀主義、形式主義、自然主義或虛無主義的泥沼。
這四年來出現的文藝作品，有許多都是直接“幹預生活”的，絕大多數作家也都采取了正確的立場和態度。人們也許都曾經思索過這樣一個問題：打倒“四人幫”以後，為何會一下子湧現出如此眾多的“幹預生活”的作品？這是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和社會原因，甚至是心理情緒的原因的。一方麵是人們對林彪、“四人幫”“瞞”和“騙”的文藝，早已深惡痛絕；另一方麵，人們對十七年文藝創作中已經存在著的某種粉飾生活的虛假浮誇現象，亦有所察覺和不滿，現在經過反省，更有切膚之感；再一方麵，是經過初步探討和總結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尤其是為什麼會產生林彪、“四人幫”一類人物的沉痛教訓，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不再是幼稚、單純和形而上學的了，而是有了一個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認識，這就是在看到了其中的光明麵和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的優越性的同時，也看到了其中存在著的消極麵和陰暗麵，看到了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製度還有不夠完善之處。正是基於這種種原因，再加上作家自己的親曆親聞，－旦從時代的潮流中感受和汲取到了人民群眾用沉痛的代價換來的這些寶貴的經驗教訓，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就在鞭策和驅使著作家，使他們迅速地毅然決然地投入生活的激流，提起筆來寫“幹預生活”的作品，反映這個特定的曆史時期人民群眾激憤而帶點悲痛的聲音，表達人民群眾對於治療創傷和實現四化建設的迫切願望。為此，就不僅要對剛剛逝去了的、令人回憶起來不寒而栗的“史無前例”的生活進行“幹預”，更要對現實生活中阻礙四化建設的東西進行“幹預”。近四年來，“幹預生活”的創作實踐，大體上經曆過兩個階段。從1977年底起至1978年，“幹預生活”的創作注重於揭露和控訴林彪、“四人幫”在十年動亂中所造成的種種“傷痕”，如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從1979年開始，“幹預生活”的作品已經不僅僅是停留在揭露和控訴林彪、“四人幫”，而是著重於探討和揭露十年浩劫中所造成的種種“傷痕”的更深刻的曆史的社會的原因，如以《重逢》、《人到中年》、《永遠是春天》、《悠悠寸草心》等為代表的一批作品；有的還通過對十七年社會生活的再認識，從更廣闊和更深遠的曆史背景上來揭示林彪、“四人幫”左傾路線所產生的根源。如以《剪輯錯了的故事》、《記憶》、《李順大造屋》、《天雲山傳奇》和《犯人李銅鍾的故事》等為代表的一批作品。另一方麵，這個時期出現的“幹預生活”的作品，也有不少是直接把鋒芒指向阻礙四化建設的種種消極現象的，如以《未來在召喚》、《報春花》、《權與法》、《喬廠長上任記》、《將軍，不能這樣做》、《陳奐生上城》、《說客盈門》等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這些“幹預生活”的作品，與人民的憂樂息息相通，與時代的脈搏同一頻率振動，具有強烈的真實感和積極的社會效果，使文學真正成為一麵曆史的鏡子，成為時代的觸角。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打倒“四人幫”後，文藝戰線上的撥亂反正，無論是在文藝思想、文藝理論批評，還是在創作實踐上，首先都是從恢複和發揚革命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尤其是“寫真實”、文藝的真實性原則開始的，是反對林彪、“四人幫”“瞞”和“騙”的文藝，以嶄新的積極地“幹預生活”的姿態出現的。近四年來的創作實踐雄辯地說明：很多“幹預生活”的作品，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文藝工作總的方向和目標下，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的本質真實，不同程度地達到了真實性與傾向性、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