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要加強藝術分析，這是文藝創作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眾對文藝生活的迫切需要。要真正加強藝術分析，一方麵要充分認識文藝批評中的藝術教條主義、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僵化半僵化思想對於文藝創作發展的危害作用，並肅清其惡劣影響；另方麵，文藝批評工作者也要努力加強自己的藝術修養，不斷提高文藝理論水平和藝術鑒賞能力，還要熟悉和研究作家的藝術個性和創作風格。這樣，注重藝術分析的良好風氣才能逐步形成；確具真知灼見、生動活潑的文藝批評佳作，才能更多地出現；花團錦簇、氣象萬千的文藝春天，才會更快地降臨！
當前，我們隊伍中對一些文藝問題和作品的看法，爭論和分歧很大，意見不統一，除了有文藝思想、文藝理論和文藝修養等方麵的問題外，恐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以來，在文藝批評中較少提倡和注重藝術分析。比如，現在對文藝的真實性、社會效果和反映尖銳的帶政治性題材的問題的看法，就有這種情況。我們的一些同誌（社會上和文藝界的，也包括一些批評工作者本身），在提出和討論這些問題時，不是從作品的實際出發，下工夫，花氣力作藝術分析，而是把它當作一種普泛的觀念，一個固定的模式，甚至是一根打人的棍子。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這種批評的作風也是不妥當的，極需匡正。
下麵，我想聯係上麵所提到的這三個問題，從藝術分析這個角度，來探討一些看法。
關於真實性問題。文化大革命前，對“寫真實”的主張，曾作過不恰當的甚至是錯誤的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用政治性、傾向性來代替真實性，把二者截然對立、割裂開來，甚至否定真實性的客觀性，這種觀點十分流行，以至大大助長了“瞞”和“騙”的文藝。它的流毒所及，至今還可以看到。這三年來，對一些具有無可辯駁的真實性的優秀作品持完全否定的意見，亦源於此。今天，我們不應再重複這方麵的教訓了。
現在要提出的問題是，當我們要鑒別一個作品是否具有真實性，或其中的哪些部分是真實或非真實的，究竟依據於什麼？作品的真實性，指的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它既不是抽象的觀念，也不是外加的東西，而是包融於生動、具體的藝術形象之中的。可見，隻有通過深入細致的藝術分析，才能對一個作品的真實性，是否達到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作出正確的恰如其分的判斷。這就要具體分析每一個作品所描寫的人與人的關係及其思想性格的衝突，是否體現了一定的曆史時代下的一定的社會關係，以及構成這種社會關係的矛盾糾葛是否具有典型意義，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本質或某些本質的方麵，展現或預示出社會生活發展的趨勢，也即人物所賴以存在的環境是否典型，在此環境中活動的人物的性格及其衝突也是否典型。簡言之，一個作品如果達到了現實主義所要求的“除細節的真實外”，還“真實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那麼，我們可以說它具有真實性，否則，就不真實，或不那麼真實。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家“寫什麼”，歌頌還是揭露，並不是最重要的，而“怎麼寫”才決定著作品的社會價值與時代意義，決定著作品的真實性，以及真實到何種程度。那種離開具體作品的實際，不作藝術分析，單純地從理念上認為隻有歌頌，寫理想、寫主流、寫大多數，才是反映社會生活的本質真實的看法，顯然是片麵的。而所謂“我看到的就是真實”、“百分之百的現實主義”的主張，也是不妥的。
關於社會效果問題。這並不是一個如某些人所認為的那麼簡單，實則頗為複雜的問題，文學史證明了這一點。十七年、這三年來的創作實踐也提供了不少實例。說它複雜，是因為有時作品的社會效果會與作家的創作初衷不完全一致；有時一個作品會引起兩種不同的社會效果；有時對一個作品的反映，在不同的或同一個社會階層中涇渭會那麼分明；即使一部好的作品，某些落後的讀者也會從中找到落後的需要（因為文藝是反映社會矛盾的）；此一時一地與彼一時一地也會不完全一樣；等等。唯其複雜，我們的文藝批評才更應持嚴謹、慎重的態度，多作藝術分析。
衡量和檢驗一個作品的社會效果，總有一個客觀的標準。而這正是我們通過藝術分析作出實事求是判斷的基礎。斯大林認為：一部作品的價值“是由它的總的傾向決定的”。作品的主要傾向，決定著它的總的效果。而傾向（思想）又寓於形象之中。當作家把從生活中感受到的大量的豐富的素材，提煉與概括為生動的、具體的藝術畫麵和藝術形象時，就已經注入了作家的社會理想、思想感情、道德觀念和審美要求，顯示出創作上鮮明的目的性和傾向性。正是作家所創造的各具個性特征的藝術形象，他們的品格、精神、情操等，以及作家褒貶抑揚的態度，才對社會生活和人民群眾的精神麵貌起著這種或那種潛移默化的作用，發揮著文藝的教育、認識、批判、審美的社會功能和它的社會作用。可見，我們判斷一個作品的主要傾向和它的總的效果，還得從對藝術形象的分析入手。對於一部主要傾向是好的作品，不管來自哪方麵的責難，我們的文藝批評家都應勇敢地站出來，理直氣壯地為其產生的社會效果辯護。對於主要傾向不好或有某些片麵性觀點的作品，批評家也不必諱言，要加以正確引導。當然，這並不等於說，一部作品的社會效果，幾個批評家就可以一錘定音；但同時也不等於說，通過正常、健康、反複和大多數人的討論、爭論，也不可能對一個作品的社會效果作出任何正確的結論。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經驗告訴我們，有些作品的社會效果，是需要時間和實踐的檢驗，才能最後得出結論的。
關於反映尖銳的帶政治性的題材（如反官僚主義、特權，青少年犯罪等）問題。這類題材的作品，與真實性和社會效果問題，更是緊密關聯。正因為它具有尖銳的政治性，人們對其真實性的程度和社會效果的優劣，就有著更嚴格的要求；也正因為它具有尖銳的政治性，社會反響強烈，就更應注重藝術分析。三年來，許多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對寫這類題材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和嚐試，其中有的是成功的，有的則不那麼理想，甚至是失敗的。對後者，采取簡單的作政治結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正確的態度，應是通過對這種作品的藝術分析，同作家一道總結經驗教訓，使之在新的探索和嚐試中，有明確的方向和正確的途徑。那種認為凡是寫這類題材社會效果就不好，都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製造“三信”危機，妨礙安定團結搞四化的看法，是站不住腳的；而那種認為隻有寫這類題材，才有社會影響，才有讀者，才有生命力，才是履行作家的時代和社會的職責，同樣是沒有根據的。
我們希望一切關心文藝創作的人們，我們的批評家，都來做艱苦深入的藝術分析工作，把文藝批評建立在對創作實踐、作品實際和藝術形象分析的堅實基礎上。我們的作家和批評家，還要樹立這樣的雄心壯誌：寫出概括和反映我們偉大曆史時代的偉大藝術典型來；寫出有著嚴密的、深刻的思想分析和藝術分析，具有理論性和美學價值的文藝批評文章來。“要相信一個時代文藝的發展離開了作家、批評家的共同努力總是不完全的、不完整的”。在本文結束時，謹以馮牧同誌在1979年獲獎短篇小說座談會上講的這段懇切的話語，移贈給我們的作家和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