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13日於廣州南方日報社6號樓[3]文學評論·要塑造形象，不要製造偶像要塑造形象，不要製造偶像
一
文學是“人學”。文學的基本特征是寫人，塑造有血有肉，有個性的藝術形象。可是，林彪、“四人幫”卻把文學變成“神學”：凡是英雄人物，都被“神化”，革命領袖更是被別有用心地捏造成沒有血肉、超脫塵世的偶像。利用文藝“造神”，名曰塑造革命領袖形象，實是樹立他們自己的偶像。這正是林彪、“四人幫”篡黨竊國，在政治上搞“現代迷信”的必然要求。
曆史，當它開始出現動亂、停滯、倒退（即使是局部的）現象時，原始、蒙昧、極端宗教熱就會像黴菌一樣，汙染、毒化著整個社會的肌體，侵蝕、殘害著千百萬善良人們的心靈。
自從“現代迷信”這個怪胎，伴隨著林彪、“四人幫”來到人世間後，曾出現過多少令人不可思議的情景嗬：偉人的名字、學說和形象，被誇大到極端的地位，人們被迫像宗教徒一樣，以絕對虔誠的感情，祝福、祈禱。人民對自己的革命領袖的真誠熱愛，被這夥野心家弄得庸俗不堪，荒謬絕倫。
“現代迷信”，即是現代宗教、現代“造神”。宗教的幻想，對神的信仰，最早是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們對“超自然力量”崇拜的產物。在階級社會裏，人們除了受自然力量的壓迫外，又加上了社會力量的壓迫，而剝削階級又總是把自己在人間的統治賦予非人間的形式，加以神化。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裏，封建統治階級在“君權神授”、“順應天意”等神聖外衣下，把自己裝扮成“神”的意誌的執行者和體現者，施行愚民政策。脆弱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像歐洲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給予中世紀的宗教和神權以毀滅性的打擊。所以，在我國社會條件下，一遇適當的氣候和土壤，“現代迷信”這個怪胎就應運而生。因此，曆史雖然進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但當林彪、“四人幫”煽起“現代迷信”，眾多的人不加懷疑就予以接受，以致一個時期泛濫成災，就不難理解了。當然，絕大多數人是從良好的願望出發，把它當作正確的東西來理解和接受的。至於林彪、“四人幫”所謂宣傳和捍衛革命領袖的思想、權威和地位，既是架空，使革命領袖變成脫離其領袖集團，脫離群眾，脫離革命實踐的孤立的“神”；又是美化，把他們自己描繪得像革命領袖一樣聖潔，比“天才”還要“天才”。可見，文藝上的“造神”，源於政治上的“現代迷信”，反過來，又為政治上的“現代迷信”，為林彪、“四人幫”篡黨竊國服務。
經曆過“現代迷信”泛濫這段曆史的人們，當記憶驅使著他們進行回味時，總是交織著一種錯綜複雜的情緒：最初的真誠盲從，使他們羞辱；爾後的明顯察覺，使他們憤懣；最終的清醒認識，使他們欣悅。今天，人們再也不允許這樣的曆史重演。我們的文藝也應該從“造神”的桎梏中徹底解放出來，恢複和發揚文學塑造藝術形象的基本特征和傳統職能。文藝作品要大力歌頌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是要創造真實、生動的藝術形象，而不是要製造供人頂禮膜拜的僵化的偶像。打倒“四人幫”之後，我們的文藝，主要是話劇創作（如優秀話劇《陳毅出山》、《東進！東進！》、《曙光》、《西安事變》等），已經在這方麵作了很可寶貴的努力，並初步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應該及時地從正反兩方麵加以比較、總結。
二
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不是神，而是人。和世界上一切人和事物一樣，他們並不神秘，是完全可以認識的。從其生活、鬥爭的經曆中，從其思想和學說裏，可以曆史地尋到一條發展的線索。
我們的文藝，塑造革命領袖的藝術形象，最基本點，是要從生活出發，從他們的革命實踐出發，把握住革命領袖的自身改造和進步、革命領袖與其領袖集團以及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係，曆史、真實、藝術地再現他們的思想、感情和性格。
革命領袖是平凡又偉大的人。我們既反對文藝創作把革命領袖“神化”，變成與其他革命領袖、人民群眾、革命實踐割斷血肉聯係的神秘莫測的“先哲”、“天才”、“超人”、“完人”，也反對把革命領袖寫成平平庸庸、毫無光彩的所謂“人化”。
革命領袖，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麵，指導並推動人民革命運動的前進，他們是偉大的。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的：“因為他的見識要比別人的遠些，他的願望要比別人的強烈些。他把先前的社會理性發展進程所提出的緊急科學任務拿來加以解決；他把先前的社會關係發展過程所引起的新的社會需要指明出來；他擔負起滿足這種需要的發起責任。”但革命領袖作為整個革命政黨、全體人民群眾中的一員，他們和其他成員有共同或相通之處，又是平凡的。高爾基曾經問一位名叫德米特裏·巴甫洛夫的工人，列寧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麼？他回答說：“樸素，像真理那樣樸素。”既平凡，又偉大，在平凡中見偉大，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特質。
塑造革命領袖的藝術形象，既要展現他們的雄才大略、堅定信仰、偉大品格、高尚情操的偉大的一麵，又要揭示他作為一個普通人所具有的喜怒哀樂之情。即使表現後者，也必須注意到他們自身的個性和特點。革命領袖，由於其所處的環境和地位的不同，他們的思想方式、活動方式也必然有其鮮明的特征，表達感情的方式也是各具風采。而且，今天中國這一代革命領袖，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征，他們不僅具有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家、軍事家、經濟學家、外交家的卓越才能，還往往兼有文學家、詩人和曆史學家的氣質。這一點，不能不歸功於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的熏陶。正因為如此，他們處事論世，總是那樣大氣磅礴、高瞻遠矚，又是那樣科學務實、合情合理。
革命領袖是人民的傑出的兒子，而不是人民的神聖的教父；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曆史唯物論認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而領袖人物，則是人民群眾及其革命實踐哺育出來的傑出的代表。正如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和大地的關係一樣，一旦當他離開了大地之後，也就失去一切神力了。革命領袖隻有時刻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係，隻有反映和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願望和利益，為著解決曆史提出的新課題、新任務而組織和領導群眾走向鬥爭，才能對曆史的進程發揮重大的作用。馬克思主義關於領袖和群眾相互關係的這個原則，我們的革命領袖是恪守不移的。毛主席稱讚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自己願做群眾的小學生。朱總司令把貧下中農尊稱為自己的“阿爸”。陳毅元帥作詩言誌雲：“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鬥爭好兒郎。”彭德懷元帥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不要像菩薩一樣讓人民恭敬我們，稱讚我們，抬高我們，害怕我們。”可是，林彪，“四人幫”搞“現代迷信”，鼓吹“一個領袖”，天才是“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把革命領袖“神化”，根本否定人民群眾的曆史作用。在“幫”文藝中，英雄和領袖人物成了一切智慧和力量的化身，成了人世間神聖不可侵犯的主宰，人民群眾則是被動消極、充滿惰性的無知無識的群氓。
我們的文藝必須反其道而行之。無論是革命領袖，還是人民群眾，都要給予曆史的恰當的位置。要正確地表現革命領袖和人民群眾的辯證關係，要描寫革命領袖怎樣為人民群眾的利益奮戰不息，怎樣善於集中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怎樣深深植根於人民沃土之中，與人民同命運，共呼吸，等等。也要正確地表現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偉大力量和作用，以及他們對造就革命英才的重要貢獻。這樣，才能看到領袖與群眾的血肉聯係，使人們感到革命領袖是可信、可敬、可親、可學的，而不是超凡入聖，不可企及的偶像。
三
在無產階級革命領袖藝術形象的塑造上，也有一個衝破“禁區”的問題。“禁區”的產生，有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也有創作思想上界限不清、習慣勢力方麵的原因。
要塑造真實、感人的革命領袖的藝術形象，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要寫出其豐富、美好的內心感情、精神世界。在林彪、“四人幫”肆虐文壇的時候，描寫人物的內心活動，展示感情的變化，就會被扣上“人性論”的大帽子。在他們的字典上，“人性”、“人情”、“人道”都是不能容忍的反動字眼，是跟無產階級水火不相容的東西。至於寫革命領袖的內心感情、精神世界，更是褻瀆神靈，十惡不赦了。
其實，革命領袖作為群眾中的一員，群眾的喜怒哀樂、善惡愛憎，必然會反映到他們的頭腦中來，具有常人之情。同時，革命領袖又是一個時代的偉大代表，為著實現曆史提出的新任務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崇高目標，總是處於革命鬥爭的漩渦和中心，或一個重大軍事戰役，或一場尖銳談判，或一次深刻路線鬥爭等。艱苦卓絕的鬥爭生活，不僅造就了一代偉人，而且必然把他們的精神世界陶冶得更加豐富、廣闊、深邃。
革命領袖在處理親人、友人、戀人（愛情）的關係中，他們的感情生活也是豐富多彩的。馬克思對燕妮、列寧對克魯普斯卡婭、陳毅對張茜的愛情，曾是那樣地激蕩著洶湧澎湃的感情巨濤，並在崇高的事業或革命戰火的洗禮中閃耀出絢麗的光華。馬克思與恩格斯、列寧與他的戰友、毛澤東與他的戰友之間的友誼，曾是那樣的真摯、深沉，像古羅馬的史詩一樣源遠流長。列寧的一家，列寧與他的母親、哥哥、妹妹的關係，曾是那樣的融洽、和美，有如一曲抒情和激情水乳交融的交響樂章那樣動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