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藝作品，描寫革命領袖的內心感情、精神世界，可以寫他們熾熱的民族深情、愛國激情、階級友情、鬥爭熱情，也可以寫他們的親人之情、友人之情、戀人之情（愛情）之類。這二者又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的。通過寫革命領袖個人的命運遭遇、悲歡離合，來展示其與革命的內在聯係，寫出革命道路迂回曲折的曆程。作家無論選取革命領袖哪一段鬥爭生活，一般的或特殊的，重要的或次要的，都要從當時鬥爭的環境、人物相互關係、思想性格衝突中，多方麵地生動地展示革命領袖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崇高的情操。
兩年來所提供的創作實踐，還沒有見到寫革命領袖成長發展的作品，這也是一個令人生畏的“禁區”。按照林彪、“四人幫”的邏輯，革命領袖是“天生之才”、“完人”，他們還有什麼缺點和錯誤，還需要什麼改造和提高，還有什麼成長發展過程呢？他們既然以革命領袖自命，既然把革命領袖的生活、鬥爭道路神秘化和絕對化，在藝術形象創造上，就勢必出現所謂“高大、完美”的偶像。
革命領袖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革命領袖，也不是一開始就成其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他們中的人，有的曾是有神論者。有的曾打上過唯心主義的烙印，隻是後來在人民群眾偉大母親的搖籃裏，在革命實踐的熔爐中，不斷清除自己身上的雜質，才逐步發展成為革命領袖的。馬、恩、列、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以及今天在領導著中國人民進行新長征的革命領袖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概莫能外。
革命領袖的思想、理論和學說，也同樣有一個在長期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中，逐步建立起來的過程。而且，隨著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的不斷發展，他們的思想、理論和學說也不斷得到補充、修改、提高，從而日臻完善和係統化。如果沒有前人的經驗和成就，沒有人民群眾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提出和解決問題，並逐步積累和總結經驗，也就沒有革命領袖的思想、理論、學說的產生和創立。
既然承認革命領袖本人及其思想、理論和學說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我們的作品為什麼不能寫這一點呢？當然，應從實際和需要出發，不強求每個作品都必須這樣寫。可以寫革命領袖在鬥爭生活中以勝利者的姿態，高屋建瓴，綜觀全局，因勢利導，處處主動；也可以寫革命領袖在某些鬥爭場合暫時處於困境、失利，遭受挫折，甚至一時的失敗等等。但這種描寫，不是自然主義的羅列和表現，而是要通過這種描寫，寫出革命領袖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他們善於總結正反經驗，努力使主觀符合客觀的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從而展示出其智慧、力量和事業必然勝利的趨勢。斯大林在回憶列寧時曾說過： “我第二次會見列寧是在1906年我們黨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大家知道，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占了少數，遭到失敗。當時我第一次看見列寧處於失敗者的地位。他絲毫不像那些失敗後就灰心喪氣的領袖，恰恰相反，失敗使列寧更加精神百倍，鼓舞自己的擁護者去作新的戰鬥，爭取未來的勝利。”可見，文藝作品描寫革命領袖處於暫時困境、失利、挫折、失敗時的最可寶貴的精神品格，不也同樣富有思想和藝術的魅力嗎？
總之，塑造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藝術形象，切忌把他們“神化”、“偶像化”、“宗教化”、“封建化”、“官僚化”，把他們寫成“天之驕子”、“英明天縱”、“聖慮高深，微臣莫測”，而應該以革命現實主義為基礎，堅持從生活出發，堅持唯物史觀和辯證法，處理好曆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關係，真實、生動地表現革命領袖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風貌，正確、曆史地反映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所起的偉大作用和貢獻，使人們從中受到感染、啟示、教育和鼓舞，並且化作在新長征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巨大動力。
1979年3月24日於廣州南方日報社6號樓[3]文學評論·繼往開來，共創廣東文學新紀元繼往開來，共創廣東文學新紀元——在廣東省作家協會第六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2002年7月15日）距1994年召開的第五次會員代表大會，迄今已過去了七年零六個月。七年來，在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下，在省委宣傳部的指導下，在廣大會員的積極努力下，我會的工作邁上了一個新台階，我省的文學事業出現了一個新局麵。新台階新局麵的主要標誌就是：真抓實幹，實事幹好了，好事幹實了，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及基礎設施建設都取得了顯著成績；為人類文明進步、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當代文學精神愈來愈深入人心。
七年來，我們在協會的工作上，堅持“以繁榮廣東文學創作為中心，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為會員服務”的工作方針始終沒變，“抓創作”始終是我會的核心工作，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們的工作宗旨是：弘揚文學精神，營造健康向上的文學氛圍，出精品出人才。七年來，我們的許多新舉措都是圍繞著這個宗旨來實施的。這些舉措先後有：創辦廣東青年文學院；設立長篇小說創作大獎；建立全國文學創作廣東中心；規劃文學創作重點選題；舉辦重點選題作家讀書會和作品研討會；實施精品戰略，以高標準評選魯迅文藝獎、新人新作獎和兒童文學獎；改革文學院專業作家創作體製；舉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廣東文學創作理論研討會、青年評論家座談會、青年女作家座談會、青年詩人創作筆會、小說家與批評家對話會等等。我們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那就是，要為廣東文學創作的繁榮奠定堅實的基礎！值得欣慰的是，不管如何世轉時移、風雲流變，我省作家都一如既往地摯愛文學、虔誠地從事文學工作，不玩弄文學、不跟風媚俗、不趣味低下、不賤賣人格。這一切，當然也是和我省各地黨委、政府對文學的重視扶持，對作家的關懷愛護分不開的。七年來，我們的文學創作隊伍不斷壯大，老中青三代作家齊心協力，共同營造民主、團結、互敬、互重的創作氛圍，在繁榮社會主義文學的崇高目標下，文學隊伍呈現出可貴的精神風貌。
今天，我會的會員人數已發展到l830人，而七年來新增加的就有433人；我們還根據某些行業發展的需要和條件，新成立了廣東省作家協會公安分會和廣東省作家協會檢察分會。據不完全統計，到2001年底，我會會員出版發表長篇小說167部、中短篇小說集158部、詩集277部、散文集308部、評論（理論）集122部、傳記和報告文學162部，以及兒童文學、雜文、譯著及其他作品一批。
七年來，我會作家的各類作品獲國家、省、地市文學獎的難以勝數。其中，劉斯奮的長篇小說《白門柳》（一、二部）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實現了我省在全國長篇小說最高文學獎項上零的突破；林祖基的雜文集《微言集》、楊黎光的長篇報告文學《沒有家園的靈魂》獲首屆全國魯迅文學獎；程文超的文學理論專著《1903：前夜的湧動》、楊黎光的長篇報告文學《生死一線》獲第二屆全國魯迅文學獎；鬱秀的長篇小說《花季·雨季》，林雨純、郭洪義的長篇報告文學《天地男兒》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彭名燕的長篇小說《世紀貴族》獲新聞出版署“八五”期間優秀長篇小說獎；謝有順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白門柳》（一、二部）、《花季·雨季》、《微言集》、《沒有家園的靈魂》還獲得廣東省宣傳文化精品獎。另外，我省第五屆魯迅文藝獎分別由程賢章的長篇小說《神仙·老虎·狗》、彭名燕的長篇小說《世紀貴族》、筱敏的散文集《理想的荒原》、李汝倫的雜文集《和三個小猢猻的對話》、章明的雜文集《章明雜文集》獲得；第六屆魯迅文藝獎分別由劉斯奮的長篇小說《白門柳》第三部《雞鳴風雨》、餘鬆岩的長篇小說《虹霓》、程賢章的長篇小說《圍龍》、鄒月照的長篇小說《告別殘冬》、筱敏的散文集《風中行走》、陳俊年的散文集《初夜》，關飛、林曉東、曉籟、程學源四人創作的長詩《百年期待》及張檸的文學評論集《敘事的智慧》獲得。廖琪的《莊世平傳》、賀朗的《蔡廷鍇傳》獲得首屆中國傳記文學獎。我省第10屆、第11屆新人新作獎，分別有5部、6部作品獲得。還有一大批作品獲得了部委、省市及行業、期刊等的獎項。筱敏、鄒月照、張欣、李蘭妮四人還獲得省優秀中青年文藝工作者稱號。
縱觀七年來我會工作所取得的成績，除了以上所列舉的，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弘揚主旋律，提倡精品意識，實施精品戰略，這是抓創作上的新突破。1995年7月，經中宣部和中國作協批準，全國文學創作廣東中心正式成立，成為全國六大文學創作中心之一。中心來之不易，它由來自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宣傳部和作協的負責人無記名投票產生，表明我們的工作得到了全國的重視。中心的首要任務就是抓精品力作。我們引進競爭機製，精心製定有關章程和運作程序，組織全省文學界的精兵強將，從近50部選題中遴選出18部長篇小說重點選題，並在作品的出版、包裝、宣傳、策劃活動等方麵采取了一係列扶持措施，推動創作。幾年來，先後組織策劃了劉斯奮的《白門柳》、陳國凱的《大風起兮》、張梅的《破碎的激情》、金岱的《精神隧道三部曲》等11部作品出版發行，部分作品分別在京穗等地舉行了研討會。其中，劉斯奮的作品獲得茅盾文學獎，陳國凱的作品獲得評論界的讚譽，被海內外多家報刊轉載。另外，還有四部作品獲得了我省第六屆廣東魯迅文藝獎，其他作品，也獲得廣泛好評。此外，我會作家關注現實，貼近生活，目光銳敏，反應迅速，在處理和表現社會重大題材和熱點問題上頗有建樹。同時，謳歌廣東改革開放生活，反映廣東“先行一步”觀念解放以及反腐倡廉的作品也陸續湧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