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動力之一。高尚的品格，是人性的最高形式的體現，它能最大限度地展現出人的價值。”在被譽為“文明素養的經典手冊”、“人格修煉的《聖經》”的《品格的力量》一書中，英國著名學者塞繆爾斯邁爾斯開篇即高度評價品格在人們思想道德素養方麵的巨大功效。誠如斯言，良好的品格是人性的最高表現，好的品格不僅是社會的“良心”，而且是國家的“原動力”。
21世紀的今天，世界各國在經曆著經濟上深刻變化的同時，也都在注視著意識形態領域的發展，近年來道德問題日漸被世界所注目，成為研究者與實踐者日益關注的課題。人們已經認識到，單純的經濟與科技的進步並不能解決人類所麵臨的全部問題——相反，這種飛速的進步反而使某些問題更為突顯，使原來潛在的矛盾演化成為了現實的危機。新的危機催生新的課題，上麵提到的日受關注的道德問題便是這新的課題中的一個。強調是一個新的課題，說明了當前道德問題的時代性和非既成性，強調是一種危機，說明了道德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為應對這種道德的危機，避免傳統的斷裂，各國政府在反思之餘，都將目光投向了傳統的文化教育機構——學校。雖然學校自古以來便承擔著以德育人的任務，但這一作用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備受重視，尤其是在現代技能教育對學校的這一職能進行了諸多解構之後。道德教育演化到今天，已經發展到以品格教育為核心的階段，而大學則是進行品格教育的主戰場，因此，對大學生品格教育的研究無疑將有力地推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斷進步，從而達到培養青少年良好的品格和行為習慣的終極目的。
美國是較早關注到品格問題帶給社會發展的巨大影響的國家之一。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青少年的道德狀況陷入了非常糟糕的境地。據調查顯示，15-24歲的白人男女青少年的犯罪率和自殺率均於1980年達到曆史最高水平。1969年隻有21%的高中生用過麻醉品，1980年這一比例竟達到60.2%。從1930年到1980年間，26歲以上的犯罪率增長13倍，而18-24歲的犯罪率增長79倍，18歲以下青少年的犯罪率增長100倍。弗洛姆在評價當代美國人的境況時寫道:“我們有豐裕的物質，卻沒有愉快的生活。我們比以前更富有了，然而，我們缺少自由；我們比以前消費多了，然而，我們卻更為貧乏空虛；我們有了更多的原子武器，然而，我們卻越發不能防衛了；我們受到了更多的教育，然而，我們卻越發缺乏批判性的判斷力和信念；我們有了更多的宗教信仰，然而，我們卻變得更加實利主義。”弗洛姆的這個評價在一定程度上也適應於包括我國在內的其它國家。由於對物欲的片麵追逐，在人們中間正滋長著極為可怕的荒謬感和無意義感。精神空虛無聊，已成為一種時代病。
1954年11月4日，施魏策爾前往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時，向全世界發出過如下呼籲:“我們應該勇於正視現實。人己經變成了一位超人……他具有超人的力量，但卻沒有相應的超人的理性。結果，我們一直不願意承認的事情終於暴露無遺了。超人隨著其力量的不斷增強，他也日益成為一個靈魂空虛的人。我們已經從超人變成了非人，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認識到，而且早就該認識到了。”
品格教育問題同樣日益引起了台灣社會的關注。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對民眾強調“品格是21世紀人類成敗的關鍵”；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創辦了《道德雜誌》，免費寄贈社會各界，希望提升台灣社會的道德；台灣“品格教育推展行動聯盟”2006年進行的台灣社會調查發現，87%的民眾認為台灣人的“誠 信”比6年前差很多，82%的民眾認為“能騙就騙的人愈來愈多”；“品盟”2007年10月完成的《台灣社會現況》問卷調查中，有94.7%的民眾認為“政治人物的不良言行”是“敗壞台灣社會風氣的重要因素”，高居各種因素之首。其次依序為電視、傳媒的不當報道；網絡色情與暴力；援交風氣流行；父母不重視家庭教育；藝人與名媛奢華作風；個人品格不受重視。曾擔任過台灣“教育部”副部長的吳清基指出，台灣社會價值觀多元錯亂、詐騙猖獗、民粹文化放任橫行、政治口水彌漫、政客肆意顛覆典範、公平正義不張、犯錯者不知恥與不認錯，這些社會問題提示我們，重視品格教育、提升民眾品德素養、營造和諧社會是當務之急。
在香港，品格教育問題顯得同樣比較嚴峻。據發表的一項青少年品格問卷調查顯示，“本港青少年普遍自我品格評分偏低，其中7成受訪者覺得香港的品格教育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