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平說，回顧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發展曆程，我們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積累的經驗也彌足珍貴。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們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必由之路；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我們取得前所未有曆史性進步的重要保障；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是我國經濟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動力源泉；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根本保證。這些經驗，都是我們今後要更好地繼承和大力弘揚的。
胡鞍鋼指出：我國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驕人的成績，主要是我國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選擇了社會主義，選擇了共產黨。而且，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繼承了過去的曆史條件，但是選擇了不同的國家模式，包括發展模式。克服了不具備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物質條件，包括人力資本條件的困難。
中國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包括多黨合作等很多製度安排，實際上具備了一些進入現代經濟增長和進行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有利條件：是有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文明基礎，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曆史悠久的而且文化統一的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存延續力是我們這個國家走向民族複興、實現現代化的一個文化根基；從政治條件來看，我們國家已經具備了發動工業化的政治前提條件，因為各國的工業化實踐都已經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是一個獨力的主權國家，或者不是一個統一的並且長期保持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的國家，這個國家是很難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上，可以說1949年是一個裏程碑；作為後發國家，現代化需要一些必要的政治前提條件，需要利用各種資源，團結各方麵力量，建立良好的經濟社會秩序，製定更加明確的現代化目標、藍圖，這些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實施，毛澤東不僅認識到這個問題，還能夠非常理性地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他在1949年的9月30號，在政協的第一次會議上就明確提出，解放以後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種組織之中，結束中國長期以來一盤散沙的狀況，因而說，1949年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點，使一個一盤散沙的中國，經過共產黨的領導，形成了兩個特有的可能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都不具備的模式，就是組織優勢和政治資源優勢，來從事現代化的建設。
舉個例子，從國家財政汲取能力來看，1949年，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近16％。到了1953年這一數字更是迅速超過了30％。由於國家有了這麼強有力的汲取財政的能力，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才能強製性地啟動工業化、現代化。在毛澤東時代就奠定了改革開放的基礎。
胡鞍鋼說，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當時的選擇是一個曆史性的選擇，也是一個必然的選擇。我們應該承認曆史選擇的合理性、進步性。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一些我們走過的彎路，像大躍進、“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等等，以至後來我們必須要進行改革開放。胡鞍鋼認為，從這個初始條件看，有必要對毛澤東時代做一點定量評估。
毛澤東時代，我們將其稱為是中國現代化的初步成長期，這個時期的特征就是強製性發動現代化，為中國未來的現代化奠定基礎。同時這也是中國社會大規模的變革和經濟迅速成長的曆史時期，也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政治、物質、人力資本基礎以及對外開放的基礎。
首先，他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基礎，實現了工業化的初級目標。
初級目標是什麼？根據1953年到1956年周恩來、劉少奇的幾個重要報告，以及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在1980年前後，建立一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這個目標基本上達到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新興工業化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依靠外援。但是中國在“一五”時期一直到1960年，雖然也確實爭取到蘇聯的外援，但是相對我們基本建設的總投資比，是相當低的，主要還是靠國內資本，主要是靠國有資本。由於計劃經濟的經濟體製，使得一個落後國的工業資本，包括全社會的資本持續高增長，年均達到了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