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全國學聯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昌等全國各省市學生代表50餘人參加了會議。同時，教育界、商界、報刊界等都派有代表出席了學聯成立大會。
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成立，代表著五四運動已經發展為全國範圍內的愛國主義運動。它不再是自發的、孤立的學潮，而是一場有組織的群眾運動。一時間，北京、上海、山東、天津等地紛紛開展起各種愛國活動：召開大會、遊行示威、散發傳單、街頭演講、抵製日貨等等。
在這場轟轟烈烈地時代大潮中，中國工人很快取代了學生的位置，為五四運動的延續注入了更為強大的力量。由此，五四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
5月14日，來自京津地區的北京大學、北京國立法專、高等師範、天津南開大學、高等工業大學的首批學生代表方豪、王秉乾、袁祥和等10餘人到上海，向市學聯各校代表大會報告了北京、天津地區五四運動的發展情況。
京津兩地的學生南下，進一步密切了上海與北京學生的聯係，也促使上海學生聯合會決定發起上海地區學生罷課的運動。大部分學校均組織起宣講團、調查隊、編輯印刷部等，罷課學生有組織地走上街頭，利用圖畫展示、話劇表演、喊口號等各種形式宣傳演講、分發傳單、檢查日貨。上海學生的活動大大擴大了五四運動的影響，使更多的勞動群眾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彙入反帝運動中來。
然而，僅憑青年學生的熱血和激情，顯然是無法撼動反動勢力的龐大根基的。上海學聯決定爭取到商界的支持，發動罷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的民族工商業得到了發展壯大的機會，進而促進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上海民族資本家具有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麵性特征：革命性和軟弱性。一方麵，他們痛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尤其是對剛剛起步的民族經濟的蠶食鯨吞。所以，這些民族資本家積極地響應抵製日貨的鬥爭，同情並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也反對北京軍閥政府的軟弱可欺以及鎮壓學生的倒行逆施。但是，當運動發展到不可控製的局麵，需要這些民族資本家拋頭露麵成為“領頭羊”的時候，他們卻又顧慮重重，畏而不前，既害怕引火燒身，受到政府的攻擊，又擔心失去眼前的利益，從而影響到身家財產。
6月1日下午，上海總商會門前像前些天一樣，擠滿了勸說罷市的愛國學生。
學生代表們慷慨陳詞，指出學生罷課的種種情形，希望能激起商會的愛國熱情，以實際行動來響應國內鬥爭形勢。然而，總商會依然躊躇不定，對於學生們的要求，隻能以內部意見分歧、無法表決為理由而百般推托。
連日來上海學生的活動，早已引起了上海軍警的注意。淞滬警察廳廳長徐國梁擔心商會遲早會答應學生的罷市要求，每天如坐針氈，暗中布置了大批軍警，打算用武力威脅和鎮壓來穩定風起雲湧的上海局麵。
6月4日，一份來自天津學生聯合會的電報震驚了上海學聯，也震驚了整個上海灘。原來，這份電報是關於北京學生遭遇“六三”大逮捕的緊急通知，並向全國民眾發起呼籲，希望社會各界迅速聯合起來營救被捕學生。
上海市學生聯合會立即將電文內容轉送至上海各大報社，同時配合天津學聯向全國發出了一封悲壯慘烈的呼籲通電，電文疾呼道：“軍閥政府如此罔顧民心民意，竟然以刀槍斧鉞強加於手無寸鐵的學生身上，這是何等的悲哀？如今愛國學子的性命堪憂，身為炎黃一脈子孫的我們，不應該站出來救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