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古稱“荊楚”,位於中國的腹地,素有“千湖之省”和“魚米之鄉”之美稱。這裏曆來是兵家爭霸天下的戰略要地,也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地方,更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誕生地之一。
1920年3月,由董必武創辦的私立武漢中學開學迎新生。董必武創辦這所學校,不僅僅是為了改革湖北腐朽的舊教育製度,更是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
早年間,董必武加入同盟會,是湖北革命黨的重要成員。辛亥革命失敗後,他留學日本,並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隨後,他奉孫中山之命回國進行護法運動。豈料,護法運動如曇花一現,很快失敗了。陷入空前失望、苦悶之中的董必武,百思不得其解:中國革命的道路到底該怎麼走呢?
護法運動失敗後,董必武沒有立即返回日本,而是在上海暫時居住下來。這段期間,他結識了促成他思想發生轉變的重要人物——李漢俊。同為湖北老鄉,他們一見如故,經常聚在一起討論時局和中國未來的出路。李漢俊向董必武推薦了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和報刊,成為董必武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老師。
1919年8月,董必武離開上海來到武漢,投入到私立武漢中學的籌建工作中。在這所新型學校的任課老師中,不得不提陳潭秋這個人。
陳潭秋第一次見董必武,是在上海的湖北善後工會聯絡處。兩人相差10歲,卻像親兄弟一般惺惺相惜。那時,陳潭秋是武昌高師的學生領袖,作為省學聯代表到上海參觀學習,恰巧遇見了董必武。在上海期間,董必武向他介紹了許多有關馬克思主義的進步書刊。可以說,是董必武把陳潭秋引上了革命的道路、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關於他與陳潭秋的相識、交往和共同創辦私立武漢中學的經曆,董必武後來回憶說:
我第一次見到陳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剛從國立武昌高等師範英語部畢業的陳潭秋來上海參觀,經他同班同學倪則天的介紹,我們見了麵,由於誌同道合,我們一見如故。在上海期間,相互交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心得,暢談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抱負,同時商定用辦報紙、辦學校的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開展革命活動。……辦“武漢中學”,陳潭秋出了很大的力,他是武漢高等師範畢業,高師有個附中、附小,都是他們畢業的人辦的。高等畢業的學生沒事幹,可以教書,所以教師不成問題。
在私立武漢中學正常運營4個月左右後,一封從上海寄來的信到達董必武的手中。他看著信封上熟悉的字體,內心一陣激動。他知道,這是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老師李漢俊寄來的。他拆開信,看完後更是喜出望外。原來,李漢俊在信中說,陳獨秀已經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希望董必武也在武漢成立一個黨的早期組織。
要成立一個黨的早期組織,就必須有幾個誌同道合的人加入。此時,董必武腦袋裏立刻蹦出的名字就是陳潭秋和張國恩。征得他們二人的同意後,董必武便積極開展起組建黨組織的活動。
與此同時,另外一個重要人物也從上海來到武漢,協助董必武籌建黨的武漢早期組織。這個人就是劉伯垂。
劉伯垂,又名劉芬,湖北鄂州人,早年間東渡日本留學,並加入同盟會。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分別與陳獨秀、李漢俊相識交往,並受到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熏陶。從廣州回武漢途徑上海時,他遇見了正在創建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陳獨秀和李漢俊。陳獨秀將劉伯垂發展為黨員,並派他回武漢找董必武和包惠僧等人籌建共產黨早期組織。
劉伯垂回武漢後不久,找到董必武,向他傳達了陳獨秀的關於建黨的意見。隨後,劉伯垂又遵照陳獨秀的指示去尋找包惠僧。至於尋找包惠僧的原因,要追溯到1920年2月,陳獨秀在武漢講學時與包惠僧的結緣。那時的包惠僧窮困潦倒,為了維持生計當起了記者。陳獨秀在武漢講學時,包惠僧有幸采訪到他,並有了初步的交往。所以,武漢建立黨的早期組織時,陳獨秀第一時間推薦了包惠僧。
經過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等人的一陣緊張忙碌,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的各項事宜都已準備妥當。1920年8月下旬,董必武、劉伯垂、陳潭秋、包惠僧、張國恩、鄭凱卿、趙子健7人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的住所,召開了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大會,會議由劉伯垂主持。他首先向大家報告了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的經過及相關情況,然後傳達了從上海帶來的一份中國共產黨綱領的草案。最後,這次大會決定,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共產黨武漢支部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