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電腦的銀行職員
下午去市場廣場（Market Square）旁邊的巴卡利斯銀行，將銀行卡裏活期的一些錢轉到定期上。這裏自動櫃員機同國內一樣，無法進行轉賬交易，隻好排隊，請櫃台人員幫我做這事。為我服務的，是一個年齡約四十七八歲至五十歲的婦女。她說不好意思，她在電腦上做不了這事，但可請其他人給我做，說完快步去到幾米遠以外另一個窗口，請一個看上去隻有二十幾歲的女孩子幫忙。隻兩三分鍾，那女孩便把事情搞掂了。
由此不難看出，英國人口已然老化。老年人必須工作，但他/她們在適應新技術方麵卻有困難（前不久了解到，即便在技術發達的日本，也存在同樣問題，大多數五十歲以上的日本人不會用手機）。反觀中國，銀行人員比這裏年輕得多，手腳也更麻利，電腦操作也更熟悉，不至於不能做活期轉款到定期的事。從另一個側麵看，這件事也說明英國就業率比中國高。在中國隻雇年輕人來做的事情，這裏也可以雇年齡較大的人來做。
9月1日星期六
程序民主
晚上與一群同事在大學中心附近的Granta酒吧聊天，說起國內英語界的“學會”。
有同事問我2001年去湘潭開過英國文學學會年會沒有？知不知道常務理事單位開會時發生過什麼？我說我不僅去過，而且次日就知道會上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常務理事”們一開完會便立即繪聲繪色地向外披露了會上的爭吵（按，這是違規的）。大家感歎，在一個行政化、官本位的社會，人人都想當官；一個“學者”一旦當上了一個全國性“學會”的會長或副會長，就開始享有近乎終生的榮譽；隻要不“犯錯誤”，該人做會長、副會長的時間可能比羅斯福連當四屆美國總統時間還長。我以為最諷刺的是，學會的“領導”明明都是搞英美文學研究的（至少理論上如此），明明知道英語國家的程序民主極端重要，卻絲毫沒有學習它們的意思，而程序民主恰恰是英語國家製度和文化的核心，是英語國家對人類文明做出的重要貢獻。這就是湘潭鬧劇的根源所在。事實上1997年成立英國文學學會時，英語學界十幾個資深人士居然無一人提議立一個學會章程，更不用說製定程序細則了。
這種做法是有後果的。四年後到了交接權力（按預期應如此）時，“執政黨”找出種種理由要繼續“執政”，“反對黨”（其實“執政黨”和“反對黨”均為頂尖學校的學官）竟然拿不出任何程序依據來加以反駁！一後果導致另一後果。從此，爭執雙方及其盟友鬥得你死我活，如世仇般不再往來；既然“執政黨”根本不想下台，甚至連章程也不立一個，“反對黨”隻好退出這醜惡的遊戲，“學會”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蕩然無存。一同事認為，如果當時真換了會長，新會長可能是名牌大學中人，但如果學術水平不高，恐也難以服眾。我以為重要的不是個人能力或聲望，而是程序。如果大家尊重程序，選出個傻瓜也不要緊，學會還能運轉；因為學問是個人的事，本來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學會”的主要功能是學術聯誼，與領導的學術水平關係並不大。如果因程序問題不能順利換屆，後果便是你死我活的爭鬥，便是人心渙散，學會就會喪失學術功能，就不是學會而已淪為幫會。
當今中國學界現實是，為學者一心做官，不做學問。這對飛速進步、在經濟上取得了公認巨大成功的中國來說，何嚐不是一種大腐敗，一個大隱患。
9月2日星期日
多元主義遭遇逆流
下午2點，“多元文化主義：衝突與身份”（Multiculturalism： Conflictand Belonging）學術研討會在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德學院開幕（會議費一百八十五英鎊，住宿費一天五十英鎊）。前十五分鍾相當於國內學術會議的開幕式，會議組織方講有關事宜，但沒有領導講話。
下半場的發言更有意思，焦點集中在多元文化主義與“進步派”視角的衝突。進步派的理論基礎是曆史進步論、馬克思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本質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則主張各別族群的宗教和文化價值具有內在合理性，即使麵對“普遍人權”也如此（對人權有不同的解釋）。在進步派看來，這是一種“本質主義”。他們最有力的論據是非洲某些地區的女性割禮，認為這極不人道。麵對諸如此類的指責，多元文化論似乎束手無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政治哲學係的阿伊特曼（Selen Ayirtman）認為，應該以“商議方法”（deliberative approach）或“商議民主”來解決這一類問題；主流文化方麵與少數民族代表應當就具體問題對話，說服後者改變一些不符合主流價值的習俗。我以為，這是一種披著“民主”外衣的同化，在邏輯上會導致一元文化論，在實踐上會導致一元文化的現實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