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我要告辭時，瑪麗突然說，從我在前不久一次會議上的發言知道，我對一位中國獨立製片人所拍《超女》有意見，但不太明白為什麼。
“其實，我們當中大多數對少數國人在西方貶低中國都會不以為然”，我說，“他們刻意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再加其信息資源有限，所以呈現給西方的中國形象很片麵。但是中國政府在海外所做的宣傳又太刻板，缺乏說服力。最後，西方觀眾得不到一個準確、全麵的中國形象。獨立製片人總是向西方展示一些聳人聽聞的東西。隻有這樣，才能抓住眼球。”
“我以為這種看法有失公平，”瑪麗說，“展現幾個競選‘超女’者的日常生活，如此而已。怎麼可以說這僅僅是為了吸引西方人的眼球？”
“這未嚐不可，可是競選‘超女’者畢竟少之又少。為什麼不拍一些涉及大多數中國人切身利益的片子：如中小學生的巨大考試壓力、環境惡化、交通擁堵等？當然，這些話題的新聞性可能不如‘超女’強，但媒體怎麼說也有向民眾灌輸外部世界知識的責任。西方對中國了解不夠，媒體負有很大責任。媒體唯新聞性是求，喜歡聳人聽聞的事件。”
“明年五月在劍橋舉行劍橋、清華和耶魯三方組織的現代性論壇，”瑪麗換了話題，“作為組織者，我打算對非西方國家學者減免費用，但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術語。用‘非西方國家學者’顯然不合適，會產生一種製造‘他者’的印象。你有什麼建議？”
“就用‘發展中國家’。這是聯合國的正式術語，不會冒犯任何人。”
“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算不算‘發展中國家’？”
“不算”。
“這些國家貨幣兌換率很低，學者們在西方很吃虧。”
“這是事實，但這些國家通常並不被視為發展中國家。”
她請我推薦一下國內英語學界‘有料’的人，因為她所張羅的論壇將邀請的中國學者不多，但一定得精，否則對話效果不好。我意識到，她對中國英語學界許多人都了解。
可瑪麗·雅各布斯何許人也？劍橋大學頂級教授！要克服精英與大眾的距離，又談何容易。英國人對外部世界太缺乏興趣，根本無法與中國人的對外興趣相比。
9月18日星期二
人口控製：全世界都得感謝中國
下午4點半，與簡·諾蘭（Jane Nolan）來大學中心格蘭塔酒吧聊天。簡是劍橋大學社會學與政治科學係研究員（Research Fellow），昨天剛從紐約回來。她三十四五歲，身高1米7左右，身材瘦削像模特，臉也很小，看上去既聰明又漂亮。她為人隨和，但一點不張揚，這種性格對於社會學行當的“田野調查”或“田野工作”很有利。
問她，“研究員”與講師的工作性質和待遇有什麼不同？她說研究員不是像講師那樣的終生職位，薪酬低一些，不用授課；如果想上課，也可以上課；她個人並不上課，以為把精力集中在研究上更明智，畢竟劍橋大學是研究型大學，要在這裏站住腳，沒有過硬的研究成果終究是不行的。最近一兩年，她在做一個跨學科項目，研究在香港和上海銀行工作的西方人，涉及到中西文化互動、經濟、金融和國際政治，方法是實地采訪那些西方同胞。2003至2004年她在北京呆過一年。當時她的俄羅斯“夥伴”正在北京，所以她來到北京。她的“中國緣”就這樣開始了。她不會講中文，所以她的中國朋友是一些受過良好教育、講英語的中國人。獨立製片人簡藝是她的中國朋友之一。她和他一直用電子郵件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