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現代文學概念的遊移與中華民國文學史的缺位
李光榮
一
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誕生快60年了，如果從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算起，則更早，已有80多年的曆史。在這漫長的曆史時期中，經過數代研究者的努力工作和持續貢獻，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已相當完備且較為成熟了，這是學術界公認的。但是，中國現代文學還存在著許多不清楚、不確定的問題。這自然不奇怪。每個學科都不是一成不變之後才宣布誕生的，且都是在不斷探索研究中發展成熟的，有的學科發展了數十年，連學科涵義都沒有確定，有的學科經過數十、數百年的曆史，最後又被其他學科取代、吸納而消亡等，也是所見的事。因此，對於學科內容的發展、闡釋、厘定、擴充等都是常有的事，屬於學科研究的範疇。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存在不清楚和不確定，才表明了學科的活力，對於不清楚和不確定的探索推動了學科的發展——學科的魅力正在於此。所以，我們敢於麵對和迎接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中的不清楚和不確定的對象，且進行深入不懈的探索，以期完全徹底地解決問題，並在此過程中促進學科的發展與完善。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許多不清楚和一些不確定的內容中，中國現代文學的概念是一個困擾研究者的難題。中國現代文學，通常是指“五四”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時期的文學，具體地說，是1917年1月至1949年7月之間產生的文學，標誌是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發表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概念存在著它的狹隘性，既忽略了此前長期醞釀發展的現代意識和文學的改良與變化，又截斷了現代文學傳統在當代的傳承與發揚光大。於是，研究者便上溯近代、下延當代，對現代文學進行了拓展式的研究。此間，一個最響亮的口號是由陳思和等提出的“重寫文學史”。在這種觀念指導下，除了對“五四”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時期的文學進行新的闡釋，對文學規律進行新的概括外，還對近代文學的現代轉型和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係進行梳理研究。一種較為通行的方法是打通現當代，或者以“中國現代文學”包涵中國當代文學，或者把現當代合並，稱“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的學科設置也如此：國家標準學科分類稱“中國現代文學史”，教育部全國一級學科專業目錄中二級學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同時，許多大學把原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兩門課合為一門，有的稱“中國現代文學”，有的稱“中國現當代文學”。近代文學在現代文學的擴展中似乎沒有取得與當代文學同等的地位。但近代文學的研究實力相當雄厚，許多學者如陳平原、楊聯芬等投入其中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海外學者王德威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質問為學界普遍接受。而中國現代文學史一般都從近代講起。在此過程中，出現較早、影響巨大的是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三人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觀念。這個觀念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打通”中國近、現、當代文學，而是把從1895年“公車上書”以來的20世紀文學作整體觀。在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中，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概念融入其中而消失了。隨後，有多本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為名的史書出版，許多論文在此題下發表，“20世紀中國文學”成為研究者觀察認識文學問題的思想觀念。但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並沒有取得學科地位，這一方麵是因為20世紀的中國文學實在太複雜；另一方麵是因為漫長的中國古代文學不按世紀劃分，簡言之，中國文學的發展不以世紀為單元。所以，20世紀文學很難通行，就連首倡者之一的錢理群也沒有去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他影響最廣泛的史書是與溫儒敏、吳福輝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上述工作表麵上看隻是一個時間問題，由30年到80年，再到100年，實質上是文學史觀的變化，即怎樣看待中國近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和20世紀文學的問題，隻有概括出一個時段內文學的麵貌特征及其發展的共同特點和規律，才可能把它們組合在一起。所以，近30年來，研究者對文學的特點和規律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多樣的概括，例如，對於自由主義文學的闡發，對於現代主義文學流派的疏浚，對於先鋒文學的探討，對於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外國文學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對於文學史料的全方位發掘等等，都關乎現代文學總體概括的研究。其中，關於先鋒文學與現當代文學格局的討論是離現在最近的一次大討論。此論由陳思和提出，經吳福輝、吳曉東等專家的推進，形成了較為明確的認識，即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先鋒文學和常態文學交替發展的曆史，常態文學是基本的較為穩定的文學形態，先鋒文學則起到刺激、引導和推動文學發展的作用。一種先鋒文學經過一段時間試驗，逐步為大多數人接受就變成常態文學而失去了先鋒性，這時又出現了新的先鋒文學刺激、引導和推動著常態文學，進而實現新的一輪交替，如此往複，構成了20世紀文學的基本麵貌。這種史觀無疑具有概括力，尤其是對外國文學思潮和流派對於中國文學所起的作用肯定充分，但對於中國傳統文學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所起的變異甚至決定作用未加以重視，而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間資源則沒有足夠的認識，所以，這種文學史觀仍然難以得到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