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20世紀40年代的穆旦批評空間
易彬
引言
種種跡象表明1946年之前的穆旦缺乏反響。《中央日報？平明》(第225期，1940/5/29)、《柳州日報？布穀》(創刊號，1942/1/3)等處曾刊出穆旦同學趙瑞蕻、學弟杜運燮所作贈詩，《文聚》雜誌曾兩次(第2卷第2期，1945/1；第2卷3期，1945/6)刊出一份據說由穆旦本人撰寫的詩集《探險隊》的廣告，這些文字表明了穆旦在當時的影響力，但均不能算作文學批評。穆旦1940年在《大公報》發表的評論，《他死在第二次》和《〈慰勞信集〉——從〈魚目集〉說起》，未見相關回應文字，看來並未激起多大反響。而從常理推斷，穆旦1935年入清華大學外文係，1940年夏畢業留校任教近兩年；1943年從軍回來後雖沒有重新回到聯大教席，但在昆明等地仍多有滯留，與聯大教師之間應有較多交往，在相關老師的日記、書信乃至評論類文字裏，也應有或多或少的記載，但並不多，聞一多書信有過一次提及，新詩選本《現代詩鈔》選入穆旦4首詩歌；吳宓日記對於“查良錚”有較多記載，但詩人“穆旦”的一麵沒有任何呈現。
1946年之後，關於穆旦的批評文字出現較多，其中多熱切頌揚之辭，也不乏嚴厲批判之語；有專論，也有某一種整體性視角的考察；其作者有年長的，如沈從文、朱光潛這類有著重要影響力的文化人，穆旦作品的發表多得益於他們襄助；同輩人較多，有陳敬容、王佐良、周玨良、袁可嘉、唐湜、李瑛、吳小如等，是年輕的大學講師或助教、新創的刊物編輯以及在校大學生，他們多是穆旦的同學與友人，也有些陌生人。至於批判者的身份，暫不得其詳。年長者均是粗筆勾勒，同輩人所作多長篇大論。這表明穆旦詩歌激起了不同的反應。作為批評重要形式的選本也陸續出現，這也是穆旦反響得到加強的一個輔證。
由於學界對部分觀點已多有引述，這裏將更關注各人背景與觀點的形成過程，他們所指涉的現象、問題及相關語境；部分時候，也將適當提及這些批評與穆旦本人的寫作狀況之間的關聯。
一、新文學史序列：沈、朱的批評
沈從文、朱光潛二位用非常粗略的筆法將穆旦詩歌放置到新詩發展脈絡當中。沈從文(1947年7月)曾將新詩發展分作五個階段：“五四時代”；“新月時代”；1931年開始以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卞之琳為代表的第三期；抗戰後以高蘭、王亞平、彭燕郊、艾青為代表的朗誦詩潮；最近，馮至、杜運燮、穆旦等人新印詩集，“若為古典現代有所綜合，提出一種較複雜的要求”。另一次，沈從文(1947年10月)提出了辯解，有一二讀者責備他“不懂詩”，在主編發稿的《益世報？文學周刊》50期中“專登載和編者一樣宜於入博物院的老腐敗詩作”！沈從文否認了這種責備，並為包括穆旦、鄭敏、袁可嘉、李瑛等在內的一批年輕作者而覺得“光榮”。
朱光潛是在“現代中國文學”的框架中提及穆旦的。同題文章(1948/1)較多談及新文學發展的背景性因素，新文學“確是在朝一個嶄新的方向走”；但新詩“對於西詩的不完全不正確的認識產生了一些畸形的發展”：早期新詩、新月派詩人“功夫都不夠”；“卞之琳、穆旦諸人轉了方向，學法國象征派和英美近代派，用心最苦而不免僻窄”，馮至、臧克家等人的寫作也麵臨困境。其結論是“新詩似尚未踏上康莊大道，舊形式破壞了，新形式還未成立”。
能夠進入兩位在文壇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前輩的批評視野，並被鑲嵌到新文學史的序列之中，與一些重要詩人並稱，表明在兩位的視野中，穆旦詩歌具有超出一般寫作者的價值。但非常微妙，盡管沈、朱二人被認為是有著共同旨趣的自由主義作家，在兩種勾勒中，穆旦詩歌卻呈現出近乎相反的詩學效果：既是“綜合”的、“複雜”的，卻又是“僻窄”的。這一局麵的形成，可能與沈、朱二位評判新文學的基本價值準則有關。沈從文是新文學作家，對於新文學一直保持積極闡釋的態度，對具體文本也常有細致分析，其結論往往即源於此。朱光潛更多理論家本色，其文藝批評多援例於西方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少有新文學方麵的內容，這表明其價值準則多從古典與西方中來——放眼新詩評論文章，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例證和資料援引方麵都有這種傾向，朱自清《新詩雜話》係列論文、阿壟的評論文字，多以古典詩歌為證，袁可嘉也苦於找不到“細致複雜的作品可充例證”。這多少表明新詩自身存在較大問題，雖有較為高遠的理論視域，卻缺乏可資例證的重要文本。不妨說，沈從文對於穆旦等年輕作者的肯定即是對於新文學現狀的肯定，以年輕為“光榮”則透現了他對於新文學前途的樂觀。朱光潛操持來自古典文學和西方文學的、帶有普遍性的詩學標準，對於新文學的前景保持樂觀；對於現狀則多焦慮，目前新文學“距離理想還很遠”，隨著“西方影響的輸入”，傳統麵臨著“極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