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湜的教育背景與前述批評者有相似之處，曾先後在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外文係就讀，熟稔西方文學；他也標舉“現代化”——可見當時“現代化”作為批評話語在一定範圍內的效應。不過，生活在滬、杭等地的唐湜有著不同的文化交往圈子，他是《詩創造》叢刊和《中國新詩》叢刊的編輯(陳敬容也是)，與臧克家、胡風等有較多交往；其批評範圍較廣，涉及小說、詩歌以及藝術問題(如意象)；批評理念與視野也有歧異。譬如，與更重學理分析的袁可嘉相比，唐湜更強調批評主體的精神投入，即“將生活與批評聯結起來”。他曾追憶第一次閱讀穆旦詩歌的感受：“闊大、豐富、雄健、有力，有我從來沒有讀到的陌生感或新鮮感”；而在寫作批評文字時，“甚至帶了肌肉官能的感覺與欲望來寫作。我想作一種跳躍式的欣賞的解說，作一些能動的思想的展開與情感生活的再現，一種在作者的精神風格裏的沉潛，總之，一種再創造”。這裏回響著胡風的聲音，具體行文則不乏李健吾的影響。
唐湜意在強調穆旦的精神氣質。稍早的《詩的新生代》(1948年2月)措辭有胡風“主觀戰鬥精神”理論話語的痕跡；其批評對象也包括受胡風影響的年輕詩人，將他們與穆旦並稱為“漸漸該交互起著作用”的“兩個高高的浪峰”：“辛勤工作”的穆旦、杜運燮等人是“自覺的現代主義者”，私淑於艾略特與奧登、史班德們，“氣質是內斂又凝重的”；“果敢的進擊”的綠原等人“不自覺地走向了詩的現代化道路”，“私淑著魯迅先生的尼采主義的精神風格，崇高、勇敢、孤傲，在生活裏自覺地走向了戰鬥”，“由生活到詩，一種自然的升華”。強調“自覺”和“不自覺”，包含了對不同詩人群體的寫作風格與人生態度的區格；希冀他們“交互作用”則是對於詩歌發展趨勢的歸結或對於前景的希冀。從具體行文看，穆旦比他人更受倚重，對穆旦詩歌所作的“多麼豐富，甚至‘豐富得痛苦’”一類概括可視為《穆旦論》的引論。
《穆旦論》(1948年8-9月)是早期穆旦研究中最長的一篇，唐湜作為外文係學生的閱讀經驗是關鍵性的，他將穆旦詩歌與希臘悲劇、哈代小說、《浮士德》、老莊文字等並列，認為能激起同樣的閱讀感受；又引述d？h？勞倫斯和t？s？艾略特的詩文，對王佐良“穆旦懂得受難，卻不知至善之樂”的觀點提出疑義和補充。在更主要層麵上，該文突入穆旦詩歌內部——穆旦的內心，強調穆旦詩歌的精神給人“一種無比的豐富，豐富到痛苦的印象”。這一精神曆程最終被提升到“曆史過程”當中：穆旦“該是更成熟更愛受磨折的，他的受難的精神曆程與中國布爾喬亞時代的受難的曆史過程正可以心心相印”；穆旦“忠誠於自己的生活感受，自然地反映了這一曆史時代的‘精神風格’”；穆旦所具有的“布爾喬亞的進步精神”，“正可以與那些自命進步卻實在是虛偽的甚至發揚了人民的落後趣味的‘人民詩人’作一個強烈的對比”。最末的說法具有特殊的時代指向性，帶有辯護的意味。
作為後起的批評，唐湜文字裏有王佐良、袁可嘉乃至李瑛等人批評話語的痕跡。而可提及的是，20世紀80年代之後，唐湜對這篇長文的行文措辭進行了較多改動，標題也加入了“搏求者”字眼——更彰顯了胡風話語的痕跡。
五、還“不能收到更大的完美的詩的效果”：吳、李的批評
作穆旦批評的吳小如和李瑛年齡更小，他們在褒揚之後，都明確指陳了穆旦詩歌的缺點。
吳小如與穆旦兼有南開中學和清華大學雙重校友身份。《讀〈穆旦詩集〉》(1947年8月21日)透現了一些背景材料，先是聽到老師沈從文讚譽穆旦；之後又得友人舉薦，感到“自有新詩以來，還沒有讀過寫說理詩寫得這麼好的”。文章從缺點談起，這在當時穆旦批評中是一個別有意味的起點：其一，形式(“o”字詩句)與內容不夠和諧；其二，詩篇如《甘地》“真是無可再精的精品”，顯示了穆旦說理詩的好處——“真是遠邁前人，是那麼自然而警策，而且絲毫不帶‘載道’氣息和‘說教’聲口。這是學問和功力再加上運用純熟技巧的成績，單靠天才，不會寫得這麼渾厚而紮實”，但有些“錘煉得不夠”，“累贅、煩瑣、重複、枝蔓”，之後則是勸勉：“在現有的基礎之上加上閱世的爐錘，至性的火花，與夫學問的壓力，思想的噴泉，十年二十年從事於茲，不特作者自己，就連新詩本身也會因之而走出一條新路來的！”在吳看來，“照傳統的說法”，穆旦的說理詩還“不是最好的境界”，在抒發情感處“不妨多打磨一下”，“使情感熔冶得更柔一些”，“韌一些”。從“傳統”著眼，這可能並不隱含對於王佐良批評的不滿，但“傳統”與“現代”思路的分歧也表明了批評的不同指向。
正如沈從文驕傲地強調，《讀〈穆旦詩集〉》(1947/9)發表時，李瑛還是年輕的大學生。此文有兩點突出之處：一是穆旦思想有一個由消極到積極的過程：詩集“不但明晰地記錄了穆旦自己多方麵的感受，記錄了他情緒的波動，生命的發展，而且他足以代表了整個中國小知識分子在苦悶的時代普遍感到傷害，冷酷”；詩集前半部分“完全是一個小知識者，在動搖中感到的焦慮”；後半部分則“走入了明朗的寬闊的圈子裏去”。另一是對於穆旦詩歌晦澀風格的解釋。晦澀(“不懂”)問題周玨良、陳敬容、袁可嘉等人也曾提到，但並未給出更多解釋。李瑛認為，穆旦“接受了很多現代人現代思想對事物觀察的同樣的角度”。讀者“很容易因為了解力與經驗的關係”而“采用了錯誤的方式”，認為穆旦詩歌“晦澀”、“艱深”而“責難”或“批判”，產生審美“距離和隔膜”，這“完全由於風格傳統的問題”；若能“站在一個適當的角度慎重的思索，同你的經驗，教訓，洞察它們所有的秘密和相互的關係，你便會了解，接受”。李瑛所秉持這類開放的觀點固然有助於理解穆旦詩歌的晦澀，但晦澀問題頻頻產生，無疑表明在當時讀者眼中這是一個突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