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刊登在《新小說》的創刊號上，但《海底旅行》並非梁啟超所譯，梁啟超翻譯的第一部小說是日本柴四郎(1852-1922)所作的《佳人奇遇》。這是一部政治小說，作品缺乏係統的情節，隻是設計幾個任務，以長篇對話來發表自己的政見或敘述事情的經過。比如第一回中幽蘭、紅蓮和散士的對話，每個人一開口就是上千言，或敘述家世，或談論國事，或譴責列強的殖民政策。1902年，梁啟超翻譯了凡爾納的小說《十五小豪傑》，他並沒有使用“科學小說”一詞去稱呼它，而更傾向於將其看作“政治小說”。正像白葭在《十五小豪傑？序》中所說：“讀是書者，須知是書之旨趣何在，靈魂何存。曰：有獨立之性質，有冒險之精神，而又有自製之能力也。不獨立則不能生存，不冒險則不能進取，能獨立進取而不能自治，則無意之舉動，不規則之競爭，亦必終歸於失敗而已。”獨立、冒險、自治，“是三者，皆中國民之缺點也”。梁啟超翻譯此書的目的就在於“吸彼歐美之靈魂，淬中國民之心誌”。翻譯時為了凸現“冒險”這一新題材的政治內涵，引導讀者從“新民”的角度來進行閱讀，梁啟超還為全書增添了許多精彩的眉批和回目尾評，直接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見解，如：“武杜兩黨抗立，借以為各國政黨之影子，全書之生氣活潑，實在於是。讀者勿徒痛恨杜番，且看他日服從公議之處，便知文明國民尊重紀律之例；觀其後來進德勇猛之處，便知血性男子克己自治之功。”諸如此類的文字在譯文中隨處可見，而作者的意圖也昭然若揭了。梁啟超自己創作的唯一一部小說作品《新中國未來記》，雖有“未來”之名，但其實質也是一篇類似於《佳人奇遇》的“政治小說”，裏麵充滿了大段的演說、論文等。由此可見，梁啟超對於小說的政治功能是尤為關注的。
早在1898年，梁啟超即在《清議報》第一冊上發表了一篇《譯印政治小說序》：“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誌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曆，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政治小說”成為《清議報》的六大專欄之一。在《飲冰室自由書》中，梁啟超說道：“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托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而其浸潤於國民腦質，最有效力者，則《經國美談》、《佳人奇遇》兩書為最雲。”《新小說》發刊詞也明示其宗旨為“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除《新中國未來記》之外，《新小說》上還刊登了玉瑟齋主人的“政治小說”《回天綺談》，其實《新小說》上刊載的很多未標為“政治小說”的小說，其政治意味也很明顯，如《洪水禍》敘述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東歐女豪傑》。則敘述俄國19世紀70年代的革命民粹派運動，《俄皇宮中之人鬼》描寫俄皇宮中“人鬼”事，影射封建君主專製政體的黑暗。通過以上論述我們不難看出，梁啟超所關注的小說大都是有強烈政治意圖的小說。
四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再來看梁啟超所使用的“科學小說”一詞，並縱觀其整個使用過程會發現，剛開始的時候梁啟超在《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中將“科學”與“哲學”並置一處，使用所謂“哲理科學小說”一詞作為小說類型的一種就並非無意為之了。
1902年，梁啟超翻譯了被大多數人認為是科學小說的《世界末日記》，他卻將其標為“哲理小說”。《世界末日記》的原作為法國天文學家camille flammarion(1842-1925)於1891年發表的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小說描寫的是一番末日情景：遙遠的未來，太陽與地球漸漸地失去了活力，人類擁有了極其發達的科學水平，卻喪失了生殖能力，麵臨著自身的滅亡。巴黎、倫敦、柏林等大都市早已在十萬年前埋沒於冰河之底。世界文明的中心轉移至非洲的中部“桑達文市”，可是即便在這片土地上，也沒有女性。世界上最後的男子“阿美加”(希臘語“最後”的意思)，帶著人類繁殖的期望，率領健康的男子乘坐飛船，去尋找新天地與配偶者。終於，他們在“錫蘭島”上發現了世界上最後的5名女子，錫蘭島曾經是母係氏族的王國。阿美加遇見了少女愛巴，在曆經了15年的飛船旅途後，阿美加等人回到了故鄉。不料，那裏竟然也被風雪淹沒，傳染病蔓延。最後殘留的隻有阿美加和愛巴，地球越來越寒冷，二人在大雪紛飛的埃及金字塔中相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