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正璧筆下還有對傾城傾國的真愛的細述——《落葉哀蟬》和《流水落花》。這是關於帝王的愛情，他們和凡人一樣，也有對真摯愛情的追求。《落葉哀蟬》寫漢武帝劉徹與李夫人的真摯感情。關於漢武帝與李夫人的故事，《拾遺記》、《漢書》等都有記載。李夫人死後，漢武帝下令以皇後級別的葬禮予以安葬。晉代王嘉的《拾遺記》中記述道：“漢武帝思懷往昔李夫人，不可複得，時始穿越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餘心之未寧！’”譚正璧在小說中敘述了這些事情，把這些傳奇事件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釋，去掉了仙氣靈異，增加了人情人味。《流水落花》寫的是南唐後主李煜的愛情。後主繼位後不久，南唐就是宋的屬國了，懦弱的後主一步步向宋讓步，內心很痛苦，於是就在與小周後的愛情中尋找慰藉。愛情成為他的唯一寄托，他們的愛情也顯得愈加珍貴和美好。但可悲的是，當後主和小周後被軟囚在宋都後，厄運一步步逼來——小周後被招進宋宮遭受淩辱。後主隻能空將滿腔悲哀悔意注入詩詞之中，故國之思、身世之感、往事之悲、現實之愁盡在他的詞中。如果後主隻是一個普通人，那麼精通才藝的他，生活將是何等愜意，談情說愛，吟詩作詞，才華風流可絕代，然而曆史和命運注定了他的悲劇人生。
綜上所述，情愛傳奇堪稱譚正璧曆史小說創作的切入點。愛和情在譚正璧的筆下被演繹得多姿多彩，他既寫到了男女之間的愛欲情仇，也表現了男女知音之間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惺惺相惜。而他筆下的那些情與愛大都有一種幻美色彩，在他的小說世界中，有超越仙界與凡間的界限的人神之戀，有跨越陰陽之隔的人鬼之愛，神是人性化的神，鬼可以是人裝扮的。譚正璧在小說中表達的不僅是一個多情男子對美好愛情的渴望與追求，而是寄托了作家對人間美好事物、美好情感和詩意生活的追求。
三、“飲食男女”中的感時憂國
在淪陷區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下，飲食男女、風花雪月可以說是最方便的精神避難所，但是在國破家亡的悲慘境遇中，風花雪月、聲色犬馬又不合時宜。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們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對祖國和民族的災難坐視不管，但政治又是不可觸摸的禁忌，因此淪陷區的作家大都麵臨著“言與不言”的兩難處境：
一個人，應該說的話，一定要說，能夠說的話，一定要說；可是應該說的話，“有時卻不能夠說，這其中的甘苦，決非‘無言’之士能夠領略其萬一”！
一個人壓製別人說的話，那是惡漢；逼人說不能夠說的話，那是蠢材。
所以，“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若他“言”而無何道理，“不言”而無何苦衷，這種失掉了語言的人類，就名之為“啞巴”，也不為形容過甚。
日偽反動政府為加強自己的統治，嚴禁一切“激發民族意識對立”、“對時局具有逆反傾向”的作品，同時拉攏所謂的“禦用文人”，創作有利於他們“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作品。在這樣的“蠶食”政策之下，大批的進步書籍被焚毀，進步刊物和書店被封查，愛國文人被監禁和殺害，這都給生活在淪陷區的作家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傷害。譚正璧隻能通過創作，把目光轉向遙遠的曆史，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把現實小說的性質，借曆史小說的形式來表現”。因此，雖然譚正璧在曆史小說中大量表現男女愛情、情欲及對知音的感遇和渴望，但仔細分析文本，不難發現在這些風花雪月般的故事下，隱藏著對現實的深切關注。隻不過由於形勢所迫，他對曆史小說形式的借用、對傳統題材的采用，使他的“感時憂國”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潛隱的特征。
由前麵的論述已知，譚正璧曆史小說中的愛情往往以悲劇告終。不僅如此，“愛情”的破滅失敗大多伴隨著一個家庭，乃至整個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家直接呈現的是愛情的悲劇，間接表現的卻是家國的生死存亡，從而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形成了對應。比如前文提及的《女國的毀滅》，小說表麵寫西王母及女國女子愛情的丟失及對愛情的盼望，實際上是寫一個神話般的女國是如何毀滅的。在遭遇和失去愛情的過程中，女國的女子再也不能青春永駐，再也不能長生不老；女國中再也不是隻有女人，而是有了小孩，有了新老更替和人的繁衍，這個神聖的仙境從此就變成了一個凡俗的人間。很顯然，在作家筆下，愛情隻是一個象征。作家更像借助愛情這個比較輕鬆的話題，來表達對自己的生活現實的批判，愛情成為作者表現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的突破口：當時中華民族也正經受著外族的入侵，正值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對照小說與現實，讀者不得不深思我們民族的生死存亡。還有，“在極東的地方，有個叫做中國的國家。在那裏的人個個都孔武有力，動不動就彼此相殺，常常弄得遍地都是血腥”。這是直接對中國內部分裂及爭鬥的影射，是對中國的社會現實進行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