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人民日報》刊出戴伯健的文章《一首歪曲“百家爭鳴”的詩——對“九十九家爭鳴記”的批評》。文章講：“今年5月7日《人民日報》八版上刊登的穆旦所寫的‘九十九家爭鳴記’，我認為是一首不好的詩。作者盡管用了隱晦的筆法，但是也不能掩飾它所流露出來的對黨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和整風運動的不信任和不滿。”“5月上旬，正是黨發表整風指示不久，指示在全黨範圍內進行‘整風’，進一步開展‘爭鳴’和‘齊放’。可是作者卻魚目混珠地借‘批評’某些人不敢放手‘鳴’、‘放’，對整風運動暗施冷箭。像是在告訴人們：共產黨整風並無決心，‘爭鳴’隻不過走走形式，‘雨過地皮濕’。詩的題目是‘九十九家爭鳴記’，暗示‘爭鳴’隻是‘九十九家’，是一夥子人，而真正應該鳴的，卻是被排斥在‘九十九家’之外的‘小卒’。因此，在作者的筆下‘爭鳴’就變成這樣的情景：這個‘毫無見識’，那個‘半真半假’，但主席卻給這些人以‘獎勵’和‘支持’。除此而外，就剩下‘應聲蟲’、‘假前進’的‘難分難解’的‘舌戰’。人們要問為什麼‘爭鳴’這樣沉悶？作者說就是因為那個‘單等作結論的’看起來是多餘的‘主席’，他一意孤行，把持會議。‘有誰不幸提到一個事實，和權威意見顯然不同’，於是雖然表白過‘不要扣帽子’，但是還是指出了‘某同誌立場很有問題’。經過作者這樣的醜化，所謂‘爭鳴’，當然是一個騙人的幌子了。”
25日《詩刊》1957年12月號刊出郭小川《白雪的讚歌》、雁翼《寫在寶成路上》等詩和曉雪的文章《艾青的昨天和今天》。《編後記》講：“詩刊已經出滿了一年。”“回顧一年之前，詩歌界的狀況和現在的狀況不一樣：當時還有新詩舊詩之爭；對於詩歌的主調問題——強烈的時代精神和濃厚的生活氣息，有一些詩人還是了解得不十分明確的。”“毛主席的詩和信的發表，使詩人們在創作上受到了巨大的啟示；解決了新舊詩的關係問題。”“今年下半年的反右鬥爭，使詩歌創作有了突出的變化，詩風為之一振。對右派詩人的批判使詩歌的隊伍更純潔，也更團結了。”
31日《人民日報》刊出臧克家的文章《送詩友下廠下鄉》。文章講：“寫詩的朋友們，有好幾位已經先後下廠下鄉了。”“阮章競同誌走在最前頭，他在‘包鋼’，已經陸續地發表了一些反映偉大建設麵貌的詩篇了。我們期待著他寫出比‘漳河水’更優秀的作品來，這個期待是不會落空的。”“嚴辰同誌，現在已經到了鬆花江上。他走的頭幾天，曾經碰到過，雖然為時匆匆，但我從他歡笑的談吐裏，聽到了如歸故鄉的快樂心情。嚴辰同誌，曾經到過朝鮮，帶回來的抗美援朝詩篇，受到了讀者的歡迎，這一次深入到鬥爭生活裏去，一定是會豐收的。”“田間同誌，來辭別的時候，在明亮的燈光下，我們曾經親切地談心。他說著他‘十個長詩’的計劃。這次到農村裏去，對於完成他的詩創作是一個有利的條件。這一、二年來，田間同誌時常下到生活裏去，他到過內蒙古，到過昆明，每次下去，收獲都不少。每次回來，他的生活裏多了些新的東西，他的詩裏也增添了一些新的情味。”“在我寫這篇送別的短文的時候，李季同誌大概已經回到他的玉門油礦了。就是在這裏，他寫過許多令人喜愛的詩篇。他的安身立命之處是西北，當他向我說著，他將要到玉門，到三邊，到柴達木盆地……我的小房子，一時變得海闊天空，我的心好似要飛起來似的。”“我聽他說著他的長詩的寫作計劃：一個年輕的孩子，怎樣走過了千山萬水，在革命隊伍裏鍛煉成長。他在形式方麵，也要寫得念出來人人能聽懂，同時保持它的藝術水平，像‘焦爾金’那樣。我在等待著李季同誌筆下‘焦爾金’的誕生，同時希望他原諒我泄露了他的創作計劃。”“我過去受到的革命鍛煉很少，在思想情感裏麵存在著一些小資產階級的殘餘，這些東西，不自覺地在某個時間，某一場合，突然冒出頭來。我寫過‘六親不認’(載5月3日人民日報副刊)的錯誤文章，就是因為沒能夠用工人階級思想去分析問題。就以交友而論，在我們的新社會裏，交朋友的首要條件是誌同道合，也就是站在一條革命戰線上，如果離開了階級立場，單純的去追求‘友情的溫暖’，那是錯誤的。現在離開我寫那篇文章的時間已經八個月了，但一想起來，還是痛心不已。說一句‘站穩階級立場’容易，真的使自己的思想情感的發動，自然的出乎階級本能，那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了。如何改造自己，這是每一個知識分子的問題，它對我更是迫切。這些年來，自己覺得思想情感都有了不小的變化，對於新鮮事物，感覺也還不遲鈍，因而時常被打動，引起一種激情。但是，缺乏對鬥爭生活的深入，個人的思想情感也就缺少一個鞏固的基礎。這些年來，被疾病管製著，不但不能深入生活，就是走馬看花也得費力掙紮。不甘如此，但又不得不如此，我的心是痛苦的。特別在送走了這些時常在一起的詩友們以後，這種痛苦一時就更加重起來。但是，我是要在工作中，在學習中，鍛煉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