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中體西用”思想的是馮桂芬、薛福成、王韜和鄭觀應等人。他們的這類言論眾多，諸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取西人器術之學，以衛我舜、湯、文、武、周、孔之道”，“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當自躬”，“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後來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中體西用”的實質是在堅持封建製度的根本前提下，有選擇地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盡管這種思想有著明顯的守舊色彩，但和全盤拒絕與盲目排外思想較之，它仍有著不容忽視的進步作用。
(三)“全盤西化”
國人在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麵反思的時候，曾出現了“全盤西化”的極端傾向。這主要表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錢玄同曾提出“廢止漢字”。胡適則更為極端，他說：“隻有一條路，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不如人，不但政治製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死心塌地地去學人家，不怕模仿，……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就連陳獨秀在當時所發表的一些文章中，也表現出“全盤西化”的思想。“全盤西化”顯然不符合中國國情，因為在一個富有悠久曆史文化傳統的國度裏，搞“全盤西化”也就是搞“民族虛無主義”，這是不可想象的。
(四)“洋為中用”
中國人在經曆了若幹年的痛苦探索以後，終於找到了對待外來文化的正確觀念，這就是“洋為中用”。毛澤東曾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後來他又在《論十大關係》中進一步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江澤民同誌也指出，我們必須“積極吸收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鑄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之中”。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指出：“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加強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有益經驗、一切有利於豐富我國人民文化生活的積極成果、一切有利於發展我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經營管理理念和機製。”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指引下，中華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懷，勇敢地吸收著人類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不斷地豐富和發展自己獨有的具有悠久曆史傳統的民族文化。
（第五節） 近代中國學者對日本的影響
近代以來，日本不僅是中國認識西方、學習西方的媒介，而且在明治維新以後成為中國學習的對象，成為接受近代中國出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之勢顛倒了。然與此同時，中國一些有識之士在學習和研究西方近代文化方麵仍走在日本的前麵，對日本認識和吸收西方文化，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產生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魏源《海國圖誌》和王韜《普法戰記》。
一 魏源《海國圖誌》對日本的啟蒙
魏源曾協助林則徐抗擊英軍。林則徐被革職後，魏源受托繼續編寫《四洲誌》。在此書的基礎上，魏源廣泛搜集中外有關著述，按區分國，增補整理，於1842年12月編成《海國圖誌》50卷。全書共計57萬字，另有地圖23幅，洋炮圖示8頁。1847年，他又補充成60卷，1852年增加至100卷，共計約88萬字，並有各種地圖75幅，西洋船炮器藝圖示42頁，範圍囊括五大洲幾十個國家。此外，該書還有總結鴉片戰爭教訓、論述海防戰略戰術的“籌海篇”4卷，堪稱當時內容最豐富的西方知識文化和海防的百科全書。
《海國圖誌》最初傳入日本是在1851年。因為書中有“幕府禁止之文句”，所以皆收於幕府中。1854年又有15部傳入，7部為幕府專用，另8部拍賣，始廣為流傳。此書深受日本各界重視和歡迎，被譽為“天下武夫必讀之書”。日本國內很快便出現《海國圖誌》的翻刻本和適合普通民眾閱讀的日文譯本。日本幕末時期的一代知識分子都深受此書影響。可以說，該書對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知識分子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