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家裏先後也住過一個意大利人，一個西班牙人，都和小姐做過愛；那西班牙人並且和小姐訂過婚，後來不知怎樣解了約。小姐倒還惦著他，說是“身架真好看！”太太卻說，“那是個壞家夥！”後來似乎還有個“壞家夥”，那是太太搬到金樹台的房子裏才來住的。他是英國人，叫凱德，四十多了。先是做公司兜售員，沿門兜售電氣掃除器為生。有一天撞到太太舊宅裏去了，他要表演掃除器給太太看，太太攔住他，說不必，她沒有錢；她正要賣一批家具，老賣不出去，煩著呢。凱德說可以介紹一家公司來買；那一晚太太很高興，想著他定是個大學畢業生。沒兩天，果然介紹了一家公司，將家具買去了。他本來住在他姊姊家，卻搬到太太家來了。他沒有薪水，全靠兜售的傭金；而電氣掃除器那東西價錢很大，不容易脫手。所以便幹擱起來了。這個人隻是個買賣人，不是大學畢業生。大約窮了不止一天，他有個太太，在法國給人家看孩子，沒錢，接不回來；住在姊姊家，也因為窮，讓人家給請出來了。搬到金樹台來，起初整付了一回房飯錢，後來便零碎的半欠半付，後來索性付不出了。不但不付錢，有時連午飯也要叨光。如是者兩個多月，太太隻得將他趕了出去。回國後接著太太的信，才知道小姐卻有點喜歡凱德這個“壞蛋”，大約還跟他來往著。太太最擔心這件事，小姐是她的命，她的命決不能交在一個“壞蛋”手裏。
小姐在芬乞來路時，教著一個日本太太英文。那時這位日本太太似乎非常關心歇卜士家住著的日本先生們，老是問這個問那個的；見了他們，也很親熱似的。歇卜士太太瞧著不大順眼，她想著這女人有點兒輕狂。凱德的外甥女有一回來了，一個摩登少女。她照例將手絹掖在襪帶子上，拿出來用時，讓太太看在眼裏。後來背地裏議論道，“這多不雅相！”太太在小事情上是很敏銳的。有一晚那愛爾蘭女仆端菜到飯廳，沒有戴白帽簷兒。太太很不高興，告訴我們，這個侮辱了主人，也侮辱了客人。但那女仆是個“社會主義”的貪婪的人，也許匆忙中沒想起戴帽簷兒；壓根兒她怕就覺得戴不戴都是無所謂的。記得那回這女仆帶了男朋友到金樹台來，是個失業的工人。當時剛搬了家，好些零碎事正得一個人。太太便讓這工人幫幫忙，每天給點錢。這原是一舉兩得，各廂情願的。不料女仆卻當麵說太太揩了窮小子的油。太太聽說，簡直有點莫名其妙。
太太不上教堂會，可是迷信。她雖是新教徒，可是有一回丟了東西，卻照人家傳給的法子，在家點上一支蠟，一條腿跪著，口誦安東尼聖名，說是這麼著東西就出來了。拜聖者是舊教的花樣，她卻不管。每回做夢，早餐時總翻翻占夢書。她有三本占夢書；有時她笑自己；三本書說的都不一樣，甚至還相反呢。喝碗茶，碗裏的茶葉，她也愛看；看像什麼字頭，便知是姓什麼的來了。她並不盼望訪客，她是在盼望住客啊。到金樹台時，前任房東太太介紹一位英國住客繼續住下。但這位半老的住客卻嫌客人太少，女客更少，又嫌飯桌上沒有笑，沒有笑話，隻看歇卜士太太的獨角戲，老母親似的嘮嘮叨叨，總是那一套。他終於托故走了，搬到別處去了。我們不久也離開英國，房子於是乎空空的。去年接到歇卜士太太來信，她和女兒已經做了人家管家老媽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上流婦人，這世界已經不是她的了。
1937年4月27—28日作
（原載1937年6月1日《文學雜誌》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