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專業不適合這個工作，再說了，你還沒畢業怎麼能叫應屆畢業生！”
“所謂應屆畢業生，就是指今年七月份畢業的這批學生，你連這個概念都不清楚還能當主編，可見你們雜誌社水平之低劣，傻逼！”我及時掛斷電話，不願再為此毫無意義的事情浪費時間和電話費。
這泡屎拉得我鬱悶至極，掏出手紙草草了事。
周舟沒費吹灰之力就找到工作，此前她一直在證券公司實習，表現尚佳，頗受老板賞識，他決定將周舟作為員工招至公司旗下。周舟和這家證券公司簽訂了議，如果不出意外，周舟將會在此工作至少兩年。
議簽訂後，周舟就因學校的事務不多，正式去公司上班。老板省去她的試用期，直接按正式員工標準發放薪水。周舟月薪是三千五，加上各種獎金、分紅等其他收入，平均每月掙到了五千，此外，公司還為周舟提供一間宿舍，位置在國貿橋附近。因為同屋的那名女同事近半年將會長駐上海，為公司代理業務，所以，我索性將生活用品等物搬進周舟的宿舍。
我們的生活非常之幸福。每天早晨七點鍾，周舟在我的懷抱中醒來，穿衣打扮後於七點半鍾拿著一個漢堡和一瓶“鮮橙多”出門上班，她要花十元錢打車至三公裏外的證券公司，在七點五十分左右走進辦公室。
周舟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投資者，幫助他們解決投資方麵的疑難問題。實際上就是一些手裏有錢的人在對是否購買股票舉棋不定的時候，周舟通過三言兩語向他們描述一下炒股票的無限風光和其樂無窮，幫助他們做出最後決定，說白了就是拉他們下水。
周舟下午的工作是坐在灑滿陽光的辦公室玩“掃雷”遊戲，因為這是她在不曠工又無所事事時唯一可做的事情。她現在的水平已經達到在八十秒內排出高級任務中的所有地雷。
我每天在周舟開始工作兩個小時後起床，不疊被子，因為晚上還要把它蓋在身上。通常是先打開那個女同事留下的“建伍”音響，邊聽音樂邊洗漱，完畢後打開電視，躺在床上看一會兒NBA，或是一部VCD，然後坐公共汽車於午飯前返回學校，在食堂吃過飯後，去係辦公室溜達一圈，看看有什麼單位來學校招聘，或是係裏又下達了什麼新指令。將這些事情做完，我回到宿舍，和同學抽煙、打牌、玩遊戲到天黑，然後返回周舟的宿舍，準備和她共進晚餐。
周舟的宿舍擺滿我們共同購買的物品。一個很高的CD架，上麵插滿正版、盜版和進口CD，床頭書櫃上堆滿各種現代、武俠、言情和恐怖小說，冰箱裏塞滿各種簡易食品和啤酒、飲料，大衣櫃裏掛著一條條我們喜愛的牛仔褲和夾克衫。看到這些東西，我總會產生自卑的幸福感，因為我目前尚無經濟收入，父母給我的生活費僅夠滿足自己的夥食需要和最多再喝兩瓶啤酒、抽兩盒煙，屋裏這些東西全是周舟的薪水購得。作為一個男人，我沒能在此方麵做出貢獻，卻在享受女人帶來的衣食無憂，實在無法心安理得。
周舟對此毫無怨言，依然掙來錢兩個人花。
我對去外企工作毫無興趣，因為那裏的刻板、教條和對外國老板的俯首帖耳讓我無法接受。可周舟極力希望我到外企工作，她認為外企不僅有豐厚的薪水，還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可以按時上班，準時下班，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工作，她不願我整日遊蕩。
為了顧及周舟的感受，我還是將簡曆投到日本某著名品牌駐中國的分公司，幾天後，接到麵試通知。
周舟聽說這個消息後異常高興，非要拉我去新東安買衣服。我說沒有必要，隨便穿件什麼東西，能遮體就行了，可她執意要為我購置一套出門的正式行頭。
最後，周舟為我購得一套一千七百元的“報喜鳥”西服，一條三百元的“啄木鳥”領帶，一根二百六十元的“鱷魚”皮帶和一雙五百一十元的“花花公子”皮鞋，穿上這些東西，我有種異樣的感覺。
我如約來到這家日本公司。正如鄭勇在對外企的評價中所說，女職員一律穿著裙子，暴露出腿部，隻是從這裏的許多條腿中卻看不出任何修長勻稱的曲線，裙子底下露出一節節又短又粗、同藕一般形狀的肉體。我想，有如此腿部形狀的女職員可能是日本老板特意招來的，這種特征在大和民族的女性中普遍存在，隻有這樣，老板才能在異地找到故鄉的感覺。
我隔桌端坐在日本老板麵前，桌子上麵插著中國和日本國旗各一麵，老板“@#￥％^&×”地向我介紹公司情況，旁邊坐著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把日本佬說的每句話翻譯給我聽。我的目光頻繁轉換於這兩張臉上，導致了不得不將他倆以某種關係結合在一起—這名年輕的中國女翻譯是否被那個日本佬糟蹋過。六十多年前，日本鬼子可沒少糟蹋中華兒女，想到這裏，我的心中湧起掏出打火機把桌上的日本國旗燒掉的衝動。日本人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對我國進行政治和領土的侵略，一百年過去了，他們又在對我們進行經濟侵略，不僅占去我國家電、汽車行業的大部分市場，還要把我國大學畢業生招進他們公司，為他們賣命，受資本主義剝削，他們這麼做簡直就是在挖社會主義牆腳，而一些大學生卻因為高薪拋棄了國家的利益，對外企趨之若鶩。我寧願待業在家，也絕不給資本家任何有利可圖之機，咱不能滅自己威風長他人誌氣，我要高呼：全力支持民族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