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七歲的時候，就上了一年級。別人剛剛識字，我已經能夠熟練的背出很多《詩經》中的詩詞了。這可把我們家老頭高興壞了。我也曾盲目的認為，也許上學以後，我就可以遠離那些嘰嘰歪歪的古文了，但是當我們家老頭，拿著一本《論語》遞給我的時候，我徹底絕望了。
天有不測風雲，沒過多久就發生了一件大事，這次換我家老頭絕望了，因為文革了。
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爆發，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是憤青和投機者的天堂。不過對於我們全家來說卻是無比痛苦的地獄。
1966年6月份，我家老頭被定性成“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臭老九”。於是我們被紅衛兵抄了家，然後我家老頭又被關進了牛棚，從此十年的噩夢開始了。雖然再也沒有人逼著我去讀《論語》了，但是我的日子也更加不好過了。本是開朗樂觀的我，收起笑容，進入了這段黑暗的年代。
在學校裏我被紅衛兵叫作臭老九的狗崽子，基本上是個人就能欺負我。而且那時全校的紅衛兵組織多如牛毛，比如，紅五類司令部，再革命造反部，鬼見愁指揮部，紅衛兵革委會等等。所以經常是這一撥兒人剛捶我一頓，立馬又殺過來一撥兒，多的時候我一天挨過大小十幾頓揍。
再後來三五個半大孩子，就敢去我家抄家。我們家老太太還得恭恭敬敬的在一旁站著，聽那些孩子訓話。
其實我們家都讓人抄了不知道多少遍了，能拿的東西也早就都拿走了。那群孫子純粹是為了好玩，才沒事就上我們家轉一圈的。這種生活持續了好幾年，說實話，當時我都快活不下去了，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我上初中，遇見了猴爺。
猴爺姓袁，名叫袁海濤，跟我是同一個學校。因為他長的五大憨粗，又動作靈敏，所以外號就叫猿猴。後來因為“猿猴”叫著繞口，他的外號又被改成了“猴子”，等認識他的人都改口叫他“猴爺”的時候，那已經是很多年以後的事了。
當時猴爺的狀態還不如我，他家裏的成份是地主。所以他們家的老頭和老太太都被拉去批鬥了，後來還被關進了勞改農場，所以那時的猴爺是個有家，卻沒有父母的孩子。我見到他的那天，他正讓十幾個紅衛兵圍著打。不過他比我膽大，人家打他，他竟然敢還手。但是還手的代價就是讓人家打的更狠。
見到猴爺的那天，我眼看著他讓人家打得趴在地上不動了。那十幾個紅衛兵的頭子把腳踩在猴爺的後背上，跟手下訓了幾句話，大概是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腳的意思，說完以後才揚長而去。
我等他們走遠了，壯著膽子，跑過去看猴爺。丫當時讓人家打的，鼻青臉腫，外帶翻著白眼兒。我一尋思，這哥們跟我同是天涯淪落人哪，於是就把猴爺扶起來，給他灌了兩口涼水，揉了揉前心，後背，又掐了掐人中，猴爺這才長出了一口氣，緩過神兒來。
猴爺剛一醒過來，就把我當成打他的紅衛兵了，於是就又要接著動手。被我喊住之後。丫仔細看了看，才發現我跟那撥兒孫子是兩碼事，這才又坐回到地上，腰疼屁股疼的喊起來沒完。
從那時起我和猴爺就成了同命相連的生死兄弟。在這種環境裏，有個哥們兒真不易。甭管他能不能幫你，起碼兩人在一塊也不至於孤單了。
不過這件事沒幾天就讓紅衛兵們知道了。他們管我叫臭老九的狗崽子，管猴爺叫資產階級的狗崽子。這回兩個狗崽子跑到一塊了，他們的眼裏可容不下我們這兩粒沙子。於是紅衛兵先是給我們扣了個反革命複辟的帽子，接著就是武力鎮壓。
開始的時候，我就是一抱腦袋，讓那幫孫子隨便招呼。不過我發現每次打架猴爺都會還手。後來猴爺告訴我，就算是每次還手，他挨揍都比我多，但好賴他也打了別人，這樣也不算是吃虧。猴爺這句話給了我啟發，我心想，“是啊，憑什麼我每次都是當那個挨揍的呀？不就是一百多斤嗎，扔給你了，你丫還能打死我呀？”
想通了，事兒也就好辦了，再跟人打架，甭管對方多少人，我跟猴爺都一起往上竄。能打一下算一下。雖然每次都是寡不敵眾，而且也讓人家打的更重了，但好賴也混了個心理平衡。
說來也怪，自從我們開始還手了，欺負我們的人就開始少了。原來兩三個人都敢捶我們一頓，現在五，六個人都躲我們遠遠的。如果不是十個人以上，那幫孫子都不敢和我們動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