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東遷
公元前770年，因為內亂和犬戎入侵，周平王被迫將國都從鎬京遷至洛邑。因洛邑在鎬京之東，此後的周朝史稱東周(前770—前221年）。
春秋五霸
春秋時期，290多年間，社會風雲四起，烽煙連片，戰火連天，大小諸侯國相繼出現。諸侯列國經過連年兼並，到後來隻剩較大的幾個。這些大國之間還互相攻伐，爭奪霸主地位。曆史上把先後稱霸的五個諸侯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和楚莊王叫做“春秋五霸”。
召陵之盟
春秋初年，楚國日漸強盛，開始向中原挺進，與齊國抗衡。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齊、宋、陳、衛等8國軍隊攻潰楚的盟國蔡國，在楚國邊境列兵以待，並以楚國不向王室朝貢相責詢。楚為避開鋒芒畢露的齊國，派大夫屈完與齊講和，齊也看到楚國強大，無機可乘，便與楚在召陵（今河南郾城東）訂立盟約，史稱“召陵之盟”。
葵丘之盟
葵丘之盟是春秋時齊桓公主持的一次諸侯盟會。齊桓公在成功阻止戎狄和荊楚對中原的侵犯並鞏固王室之後，於齊桓公三十五年（前651）邀集魯、宋、衛、許、曹諸國君於宋之葵丘（今河南民權）會盟。周襄王命卿士宰孔蒞會，賜齊桓公祭肉。盟約規定：凡同盟諸侯國互不攻伐，不亂築堤壩壅塞水流，不阻礙糧食自由流通，不廢黜太子，不以妾為妻，不讓婦人參與政事，不擅殺大臣，尊賢育才，選拔賢士等等。
管仲改革
管仲改革是春秋時期齊國的一次改革。其內容有三方麵。一是改革內政。管仲把國都以內地區劃分為21鄉，分別為工、商和士居住，其中工鄉3、商鄉3、土鄉15。各級設官治理，嚴格實行士、農、工、商分區定居製，不許雜處和遷徙，企圖使各業各有所務，以利於老傳少習，安心生產。二是發展生產。齊桓公和管仲利用齊國依山傍海的天然條件，設鹽官煮鹽，設鐵官製農具，實行鼓勵貿易政策，漁鹽出口一律免征關稅，大力發展農業、漁業和鹽鐵生產；同時實行“相地而衰（按一定標準遞減）征”的稅收政策，即按土地的肥沃程度來規定賦稅的輕重，提高了人民生產的積極性。三是改革軍製。把軍隊編製於居民編製之中，有利於平時訓練和戰時配合，從而增強了戰鬥力。通過管仲的一係列改革，齊國國力日漸強盛，齊桓公得以成為春秋時期一代霸主。
井田製的瓦解
井田製是我國奴隸社會的土地製度，也是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西周末期，農耕工具得到改良，周王室日漸衰敗，奴隸主和國人紛紛開辟私田，奴隸主貴族喪失了原來的統治根基，於是變本加厲地壓迫人民，階級矛盾不斷激化。一些開明的貴族把土地租給奴隸和國人耕種，讓其繳納一定的地租，公田與私田的界限打破了。井田製慢慢解體，春秋後期逐漸被封建土地私有製取代，奴隸製度存在的經濟基礎最終瓦解。
禮崩樂壞
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傳統的禮樂製度難以為繼，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麵。在各國的政治鬥爭中，以下犯上的奪權事件層出不窮，不遵循舊有禮製的現象也經常發生，具體表現為勢力強大的諸侯開始變王田為私田，變分封製為郡縣製，政權不斷下移，並紛紛製定自己的法律。法律製度的普遍建立取代了禮樂的地位，成為維護新的政治秩序的工具，而殘存的禮樂製度，已經流於形式，名存實亡。
退避三舍
春秋時候，晉國公子重耳避禍至楚國，楚成王待他如上賓。一天，楚王設宴招待重耳，席間，忽然問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晉國當上國君，該怎麼報答我呢？”重耳略加思考道：“楚國遍地人傑，到處豐饒，晉國哪有什麼珍奇物品獻給大王呢？”楚王說：“公子過謙了，話雖然這麼說，可總該對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說：“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國當政的話，我願與貴國友好。假如有一天，晉楚會師中原，交起戰來，我一定命令軍隊先退避三舍（1舍等於30裏），如果您認為這樣還不足以報答，我將隻好與您戰鬥下去！”4年後，重耳果真重返晉國並當了國君，成為曆史上著名的晉文公。公元前633年，楚晉兩國軍隊相遇，晉文公為了實現他許下的諾言，下令軍隊後退90裏，駐紮在城濮。楚軍見晉軍後退，以為對方懼怕了，馬上乘勝追擊。晉軍利用楚軍驕傲輕敵的弱點，集中兵力，大破楚軍，取得了城濮之戰的勝利。
問鼎中原
公元前606年，楚莊王討伐陸渾之戎，率軍到達洛水，在周朝邊境陳兵示威。周定王派大夫王孫滿前往慰勞楚莊王。楚莊王問起九鼎的大小輕重，王孫滿說：“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國君無道，鼎大也輕。周王朝定鼎中原，權力天賜，鼎的輕重不當詢問。”楚莊王慚愧而退。鼎是我國青銅文化的代表，在古代被視為立國重器，是國家和權力的象征，楚王問鼎，大有取代周王朝天下而立的意思。“問鼎中原”成語即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