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蔣介石指使他的一個親信——海軍學校副校長——孫文主義學會成員歐陽格，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打電話給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長李之龍（中共黨員），令他將中山艦調至黃埔港候用。
李之龍不知是計，收到命令後遂用箋紙寫了兩命令：一令交給寶璧艦艦長，一令交給中山艦代理艦長章臣相。命令略雲：“將該艦開赴黃埔，聽候蔣校長調遣。”
3月19日上午6時寶璧艦抵達黃埔。7時，中山艦抵達黃埔。
中山艦，即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蒙難時所駐守的那艘“永豐艦”，也是當時廣東最大、最新型的兵艦；孫中山逝世後不久，為紀念他，乃改名為“中山艦”。
中山艦的行動，本是奉命行事，但蔣介石這時卻覆手為雨地說：這是“無故升火達旦”，是“擾亂政府之舉”，誣蔑是共產黨陰謀暴動。更為離奇的是，蔣介石在後來的回憶中說：“我知道共產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隻知道他們是要叛變，要加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崴，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19日夜裏3時（即20日淩晨3時），蔣介石到造幣廠開始行動，命令陳肇英、王柏齡執行逮捕李之龍的任務；劉峙執行扣押第二師各級黨代表的任務；第二師第五團占領海軍局，並解除海軍局的武裝；陳策、歐陽格執行占領中山艦並解除中山艦武裝的任務，吳鐵城所部監視汪精衛、季山嘉及蘇聯代表團與全市著名共產黨員的住宅和機關。他們預定，隻要任何方麵的共產黨一開槍反抗，他們就以第二師、新編第一師（吳鐵城兼部長）及公安部隊來一次戰地大屠殺。
這就是蔣介石製造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的真相始末。
然而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卻向軍事委員會做了個冠冕堂皇的報告，說：
為呈報事，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兵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係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項報告，深以為異，因事前並無調遣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經一晝夜，停泊校前，於十九日晚之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防其擾亂政府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麵另派海軍學校前副校長歐陽格暫行代理艦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麵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
再說“中山艦事件”發生時，汪精衛身體不適，在家養病。這天早晨，陳公博先赴汪精衛處，報告了事變情況。以後譚延闓、朱培德拿了蔣介石的一封信來汪家中，信中曰：共產黨陰謀暴動，不得不緊急處置。事後通報，請求汪主席諒解。汪精衛看後大怒，無比激動地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的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是什麼？”並立即要和譚、朱到蔣介石處，質問蔣是何居心。夫人陳璧君急忙勸阻：“你身體有病，是不能去的。”汪精衛憤然地說：“好！你們先去，看他如何說法，我在黨的地位和曆史，不是蔣介石能反對掉的！”
3月21日，汪精衛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把朱培德、譚延闓、李濟深等幾個軍長召來，意在與他們商量反擊蔣介石的方法。汪精衛要他們把蔣介石扣留起來。這些人雖與蔣介石有水火不容的矛盾，但他們暗自權衡利弊：如得罪了後者，於己不利。於是，他們不吭一聲，保持沉默，汪精衛未能如願以償。而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中央也沒有組織華僑委員會任何形式的反擊，汪精衛對此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