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敵人進一步上當，紅十二軍的戰士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沿途設下許多“圈套”：在經過的路上，每逢岔路，都用白灰畫上箭頭，寫上“部隊由此前進”、“軍團由此北上”等等；一到宿營地，會寫字的戰士便拿起粉筆在牆上、門上寫“某團連駐此地”。還在顯眼的地方留言：“同誌，速到前邊接我，有急事”等等，敵人誤以為十二軍就是主力部隊，便尾隨而來。
為了給主力部隊創造更加有利的殲敵條件，紅十二軍見山翻山，遇水過河。江西贛南到處是綿亙起伏的山嶺，荊棘遍地的山路，這對於行裝輜重、補給困難、又缺乏山地行動經驗的大隊敵軍來說，簡直就是難耐的苦刑。
體力上占優的紅十二軍還不停地對國民黨軍隊進行騷擾，使得敵軍精疲力竭，士氣低落。而此時的主力紅軍已休整半個月，兵強馬壯，士氣旺盛。
毛澤東玩起“貓鼠遊戲”，緊抓戰機，全殲四十七師、五十四師，還把蔣光鼐、蔡廷鍇的部隊打得落花流水，紛紛敗逃。
陳銘樞沒有任何表情，他彈了一下煙灰，滿臉惆悵。
蔣介石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成為毛澤東的手下敗將。在他自己看來，曾經打敗過的名將不少，如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唐生智、張發奎、石友三。他們有的是軍官學校的高材生，有的是從小拉杆子起家的土匪，有的是少年投軍的行伍，他們經過幾十年努力培養的數十萬大軍也免不了成為他的敗將，然而共產黨才出現幾年，毛澤東領兵不過三年，竟可以打敗自己的三次“圍剿”，而且是想找紅軍找不到，找到紅軍打不過，真是萬般的無奈。
蔣介石無法接受這個結果，也不敢接受這個結果。
可是在南方非常會議事件開始進入寧粵合流階段，北方又爆發了“九一八事變”，他隻得暫時停止了“圍剿”行動。
蔣介石親自督師第四次“圍剿”，再吞苦果
廣州非常會議事件以蔣、汪合流而結束。
蔣介石於1932年3月再度出任軍委會委員長，不顧日本在上海發動的“一·二八事變”，公開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蔣介石置民族危急於不顧，再次自兼“剿匪總司令”，發動了第四次對工農紅軍的“圍剿”。
蔣介石為“剿共”可謂費盡心思。
此時領導紅軍作戰的毛澤東由於反對王明的極“左”路線而被剝奪了黨權，不久召開的“寧都會議”對毛澤東做了錯誤的批判，撤銷了其紅軍總政委的職務，離開了軍事指揮第一線。此時受“左”傾盲動主義和肅反擴大化的影響，紅軍的戰略戰術嚴重失誤，戰鬥力有所削弱。10月，鄂豫皖的紅四方麵軍進行戰略轉移，另辟川陝根據地；湘鄂西區的紅二軍團也於同時縮編為紅三軍，向湘鄂川黔區轉移；湘鄂贛的紅十六軍也轉移到湘贛根據地，於1933年6月成立紅六軍團。
何應欽看到“剿匪”形勢一片大好，幾次失敗的他又親自向蔣介石請纓。
1932年底，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湘鄂贛“剿匪”總司令，賀國光為參謀長；陳誠出任中路軍總指揮，下轄羅卓英、吳奇偉、趙觀濤三個縱隊共12個師；蔡廷鍇為左路軍總指揮，下轄6個師1個旅；餘漢謀為右路軍總指揮，下轄5個師1個旅。此外還有5個師2個旅與2個航空隊作為預備隊。
1933年1月，50萬大軍浩浩蕩蕩殺進中央蘇區。
麵對國民黨的強大進攻，毛澤東不在位，而正值王明路線統治的紅軍在軍事上采取了冒險主義，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作戰重點是要進攻敵人重兵防守的南豐城，企圖以此來打破敵人的“圍剿”，作戰前方的周恩來、朱德等人對這個作戰方案感到疑惑。因為南豐城為國民黨重兵防守之地，紅軍圍攻南豐城，耗費時日，不能籌款不說，還可能遭到其他敵軍的夾擊，屆時可不是損失大不大的問題了，而是關乎紅軍的生死存亡問題。但此時國民黨的“圍剿”步伐越來越快，蔣介石又在南昌設立行營，親自督師。
局勢的發展已不容許紅軍內部對作戰方針進行充分的討論，強攻南豐已成為必須執行的硬性命令。
2月9日，周恩來、朱德率紅一方麵軍由黎川附近集結地區向南豐開進。12日完成對南豐的包圍，傍晚發動全線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