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長城與運河
北京啊北京，北麵有長城，東麵有運河，這是兩座足以概括其曆史的無字的紀念碑，而南麵則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這使它獲得了一般城市無法比擬的鮮明的地理特征。在我意念中，運河是母性，平原是父性的，逶迤於北部中國額際的長城像一道風化的皺紋則是屏障般的群山之子，揮灑著永葆童貞的男兒血性。獻給長城的讚美詩是不計其數的，唯獨魯迅曾在20世紀初別出心裁地評價：“……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嚐擋得住。現在不過一種古跡了，但一時也不會滅盡，或者還要保存它。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連為一體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何時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他對長城實用價值的懷疑並未真的影響到長城在今天，在一個和平的年代的審美價值。凡是來過北京的人，幾乎沒有誰不去看長城的。長城是北京最著名的鄰居。它甚至比這座城市還要古老。人們仍然在忙於修補長城，不是為了防禦戰亂，而僅僅為了紀念。長城曾經保護過我們，現在到了該我們保護長城的時候，它的箭垛、階梯、烽火台如同歲月的蛀齒，幾乎每隔幾年就要修補一次。否則在風吹雨淋的日子，古老的中國會牙疼的。又怎能不給長城添磚呢，包括我這篇文章，都是獻給長城的眾多讚美詩中最新一首。每天都有從世界各地通來的遊客，站在粉飾一新的長城上攝影留念，這是和中國的幾千年文明合影的最佳位置。凸凹不平的每一塊城磚上麵，重疊著多少代人的腳印。或者說，濃縮著中國的往事。從這個角度來看，長城已被神化了。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寄托，象征著對曆史的崇拜與信仰。無法想象，長城會有倒塌的一天，又有誰的手能將它從地圖上抹去?它稱得上是中國的第一號文物了，享有著至高無尚的尊重與保護，像一位活在我們周圍同時又活在民族記憶裏的沉默的老人。長城的影響是穿透時空的。也許每位中國人都會像魯迅那樣，“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不管你是感到安全抑或製約。這或許就是傳統吧。在長城腳上生活，在傳統的影響下順從或者叛逆，彷徨或者呐喊，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命運。
北京是離長城最近的一座城市，也是受傳統的影響最深遠的城市，所以它成為中國曆史上一係列極其重要的朝代的首都。鼎立於長城腳下，但它不是傳統文化盲目的順民，亦有著自身的思辨與判斷，對傳統進行著消化抑或抵觸。所以北京也是曆朝曆代政治氣氛最濃鬱、思想鬥爭最激烈的一座個性化城市，尤其近代以來表現得愈加明顯。譬如，魯迅對長城的那段詛咒，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寫出的，他一氣之下將長城作為封閉、保守、落後於時代的傳統文化的替身或象征物而加以批判。實質上長城本身倒是無辜的。魯迅還在菜鬧口的紹興會館寫出了《呐喊》，隱忍與緘默的長城腳下，終於出現了充滿反叛意識的呐喊之子。呐喊的聲音在北京城的上空回蕩著，曆史並未感到陌生。魯迅並不是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呐喊者與叛逆者。綿延且鬱積了幾千年的傳統的建設者是偉大的，但其破壞者同樣是富於勇氣的，正好長城刀光劍影的傳記，恰恰是長城內外固執的守衛者與不懈的進攻者共同寫下的。或者說，他們共同創造了曆史。我讀過某外國曆史學家的《尼羅河傳》，當時就想到，應該有一部《長城傳》，它足以包容中國最漫長的封建時代之始終。長城是當之無愧的傳主。或許這部《長城傳》本身存在著，以無字天書的形式，陳列於北部中國的青玉案上。別人可以為一條河流作傳，但你能說長城不是一條橫跨民族曆史的凝固的河流嗎?
這就是我來到北京後的思考。這就是我對長城複雜的感情。多年前流行過電視劇《霍元甲》主題歌“萬裏長城永不倒，千裏黃河水滔滔……”將長城與黃河皆作為中國人的精神支柱相比擬。黃河是民族的搖籃，是造物主呈獻給它的子民的一份厚禮；長城則是中國人親手締造的一個神話。前者出自天意，後者出自人為，甚至今人對長城的維護都堪稱一項修補神話的工程。很少有誰敢於懷疑長城的不朽，除了魯迅曾為抗議黑暗的世紀而選擇過那偏激的立論。魯迅是有勇氣的。但不管怎麼說，長城的意義遠遠超越了它最初的建造者的想象。尤其在閉關鎖國的封建時代結束之後，它的防禦功能早已退化了。長城所記載的那些勝利抑或失敗，都已構成曆史，它在現代社會最大的價值就是能夠提供遙遠的見證。長城是中華民族曆史古老的證人，沉默的證人。它的存在就是證明。
和長城相比，運河則寂寞得多。北京東郊的通州是曾經赫赫有名的京杭大運河的起點(金代開鑿潮白河下遊，經元、明兩朝治理疏浚，方通杭州)。可自從潮白河水斷流、航運停止之後，北運河即成為排水河道，主要用於灌溉農田，貫穿了大半個封建時代的千年漕運史，業已隨昔日輝煌劃上一個黯淡的句號。北運河遺址，是通州城內現存的文物古跡之，使用遺址一詞讓遊客絕望。我來北京後，曾特意驅車出朝陽門去拜訪過，發現古運河已成一潭死水，漂滿空易拉罐、廢紙、朽木與菜葉，看不見輕盈的舟影，更聽不見那浪漫的槳聲了。北運河已經死了，在做完了溫柔富貴夢之後停止呼吸，你簡直無法想象它曾擁有過千帆競渡、百舸爭流的繁華場麵。甚至斜陽衰草間如我這樣虔誠的憑吊者，也寥寥無幾。仿佛此情此景不足一遊。但要知道，元、明、清直至民國，運河的水路都曾經是南北交通與運輸的要道，當時通州是北京城的大糧倉，幾乎每天都有整船整船的糧食、絲綢及其它貨物自江南水鄉遠道而來，囤積在碼頭上。可這一切皆已隨社會的發展而灰飛煙滅，如同一個縹緲而原始的夢境。北運河遺址已快成為一個沒有風景的風景點了，一個沒有遊客的名勝古跡。無法挽救了。由此可見，它遠遠不如長城那麼幸運，雖然同樣都是曆史的證人，一個是戰爭的產物，一個是和平的化身。運河的繁華曾經忠實記錄過一個又一個太平盛世。當然，它那富裕、自由、美滿的夢想大多是在長城的嗬護下誕生的。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關係。這就是中國的曆史。所以在我的回憶中，長城與運河互為補充，長城不倒，運河不死，它們曾經是漫長的封建時代最重要的命脈。同時也為今人的追懷提供了沉默的證詞。北京啊北京，北麵有長城，東麵有運河，這是兩座足以概括其往事的無字的紀念碑。此時此刻，我的雙手正在觸摸著它們，觸摸著它們波痕般的紋理抑或紋理般的波痕。石頭是冰涼的，水也是冰涼的，可我卻穿透時空測量到那一個古典的中國的體溫……
茶館
京劇是國粹，茶文化同樣也是國粹。老北京的茶館，是一種市民氣息很濃的茶文化—跟文人雅士的茶道稍有區別。茶道，說起來太高深了。仿佛不食人間煙火，清心寡欲方能得其道。明明是喝茶，偏偏雅稱為“品茶”，似乎在品嚐人生的滋味。這種超凡脫俗的境界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老北京的茶館則反其道而行之，不僅不是清淨之地，常常是喧嘩且熱鬧的。這跟北京人的性格有關：他們怕冷清，愛交流，尤喜紮堆兒聊天(或叫侃大山)……茶館便提供了這樣一塊談天說地、呼朋喚友的社交場所。
在清末民初，北京的茶館遍及街頭巷尾。而同時，在法國巴黎，流行的則是咖啡館，藝術家們甚至在咖啡館裏舉辦畫展、沙龍。可見不管哪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休閑方式。老舍是最關注茶館的，因為茶館裏聚集的都是他感興趣的人，不僅對他們的話題感興趣，更對他們的命運感興趣。他寫過一部叫《茶館》的話劇。直到今天(半個世紀以後)，“人藝”還經常重演這部經典。
據說演員已換到第五撥了。隻是看《茶館》的人(包括演《茶館》的人)，都是未曾身臨其境泡過茶館的人，想象不出茶館昔日的輝煌。他們對於《茶館》很熟悉(甚至背得出人物表)，對於真正的茶館又很陌生。現代青年，更偏愛去三裏屯泡酒吧，更癡迷於歐風美雨。
老舍的《茶館》，是在為那個時代的北京立傳啊，為那個時代的北京人樹碑啊。為感謝他的一片苦心，前門一帶特意開了家老舍茶館，模仿舊時代的風格，偶爾還會有一段京劇演唱之類的節目。慕名而來的顧客，不知究竟為了喝茶呢，還是為了懷念老舍，那已不存在的主人?我是把它當作北京城裏的老舍紀念館，隻不過選擇了另一種形式罷了。點一壺茶，相當於買一張門票了，我便跨進了時光的隧道。我便看見了老舍的影子。老舍茶館裏的茶，比酒還要醉人，五味俱全。這是用幾十年的光陰浸泡的，老舍已經殉難35年了。但隻要茶館還在開辦、還有人光顧，便證明老舍仍然活著，仍然活在北京城的記憶裏。一位永遠活著的死者。
前門的大碗茶鼎鼎有名。駱駝祥子喝的就是這種茶。用碗而非用杯喝茶，也算老北京百姓生活的一大特色。大碗茶，何其慷慨、豁達、樸素的名稱。我剛移居北京，大碗茶隻賣三毛錢一碗(而一瓶二鍋頭也隻賣兩塊錢)，如今都已經漲價了吧。
清末的茶館，種類頗多。最高檔的是清茶館，早晨供紈絝子弟遛鳥後休憩(棚頂有掛鳥籠的位置)，中午供商販們談生意。還有書茶館(有說評書、唱鼓詞的藝人演唱助興)，棋茶館(茶桌上畫有棋盤，供顧客對弈)，茶酒館(兼而售酒)等等。總之三教九流皆尋找到符合自己趣味的樂園。《“批判”北京人》一書分析：“茶館在更深的意義上，已經從凡夫俗子、商賈富人的娛樂場所變成了處於困境、陷於迷惑的人的人生避難所。大多數人，從茶館中覺的是一種極實際而又精神性的享樂。說它‘實際’是因為不耽於幻想，將享樂落到了實處，這實處便是清茶與點心；而說它‘精神性’，是因為不溺於現實，將享樂遠離大吃大喝，偏重於和諧寧靜，自在自得的氣度與風範。這裏麵包含著普通人在物質條件製約中的生活設計以至創造，是有限物質憑借下的有限滿足。它是以承認現實條件對於人的製約為前提的對快感的尋求與獲得，是一種藝術的生活方式或休閑手段。在這種休閑方式中，北京人也為他們個性的被壓抑、個體需求的被漠視，找到了有限的滿足。”老北京人借助一杯清茶，憐惜著自己的影子。在茶館的熱鬧氣氛裏，他們忘卻了孤獨。在泡茶館的輕鬆感覺中，他們獲得了瞬間的自由。在這遠離瑣事與俗務的時刻，他們是屬於自己的，他們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潘治武寫過一篇《舊京茶館麵麵觀》：“老北京的茶館遍布於全市各個角落，無論是前門、鼓樓、四牌樓、單牌樓等通衢大道旁，還是多如牛毛的偏僻小巷中，茶館如星羅棋布。正像老舍先生筆下的《茶館》一樣，民間以來社會的動蕩、百業蕭條，本小利微的茶館更難以維持，至解放前夕，北京隻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家了。茶館衰落，有政治、經濟的原因，也是一種令人琢磨的文化現象。時代變了，閑人少了。即使有閑時，恐怕也沒有閑心了。或者說。“閑”已不再是值得炫耀並令人羨慕的人生理想了。三十年代，中山公園的茶座極有名，相當於今天的三裏屯酒吧一條街吧。共有五、六處之事，最熱鬧的是春明館、長美軒、柏斯馨。許多老人至今仍記得它們的名稱。茶館逐漸演變成茶座，而且轉移進公園裏(帝製的時代，這些公園都是皇家禁地)，可見北京人越來越講究周邊環境了，講究背景下。坐在曾經為皇帝一人所壟斷的壇廟社苑裏自由自在地喝茶，感覺良好。難怪謝興堯說：“凡是到過北平的人，哪個不深刻地懷念中山公園的茶館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園的茶座作他們業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樂園。有許多曾經周遊過世界的中外朋友對我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頂好的地方是公園。公園中最舒適的是茶座。我個人覺得這種話一點也不過分，一點也不誇誕。因為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氣，有精致而典雅的景物，有美麗而古樸的建築，有極摩登與極舊式的各色人等，然而這些還不過是它客觀的條件。至於它主觀具備的條件，也可說是它‘本位的美’，有非別的地方所能趕上的，則是它物質上有四時應節的奇花異木，有幾千年幾百年的大柏樹，每個茶座，除了‘茶好’之外，並有它特別出名的點心。而精神方麵，使人一到這裏，因自然景色非常秀麗和平，可以把一切煩悶的思慮洗滌幹淨，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暫時忘掉，此時此地，在一張木桌，一隻藤椅，一壺香茶上麵，似乎得到了極大的安慰。”至於公園裏的茶座，究竟是茶館的退化呢，還是一種進步?在客觀環境以及飲者的心態方麵，茶座肯定比茶館更具開放性，也更能加強天、地、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
茶館自然不是北京的專利。四川、雲南等地的茶館，不見得比北京遜色。但南方與北方的茶館文化，多多少少還是有點區別。北京的茶館，是天子腳下的北京人生活習慣與思維方式的反映。北京的茶館之所以名揚天下，一方麵有老舍的關係(他替北京茶館做了活廣告)，另一方麵，它本身就是一部活話劇，它的興衰、它的客人們的命運，最能體現時代變遷的影子。在全中國，似乎沒有誰比北京人更幽默、健談、貪玩、閑散以及關心時政了，所以北京人泡茶館時的話題，應該算最豐富且有趣的了。
茶館也是他們渲泄才華(哪怕是口才)的地方。至於喝茶這一行為本身，反而是次要的了。老北京的市民，一般都酷愛茉莉花茶，四季皆飲。這就很使精於茶藝的南方人鄙夷，南方人覺得綠茶才是正宗，所謂的花茶，要麼因為這茶葉不新鮮(加茉莉花瓣烘烤後既能掩蓋異味，又便於儲存)，要麼是嗜好者並非內行：重視花香卻忽略了茶葉本身的清香。北京的茶館，確實遠離那神聖的茶道，北京人也不相信品茗就能羽化登仙。但這恰好證明了北京人喝茶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人來客往的茶館是個大舞台，泡茶館是為了看戲、聽戲甚而至於演戲的。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個角色。茶館是社會的縮影。
餑餑鋪
最早聽說餑餑鋪，因為讀周作人《北京的茶食》：“固然我們對於北京情形不甚熟悉，隻是隨便撞進一家餑餑鋪裏去買一點米吃，但是就撞過的經驗來說，總沒有很好吃的點心買到過。難道北京竟是沒有好的茶食，還是有而我們不知道呢……北京的朋友們，能否告訴我兩三家做得上好點心的餑餑鋪麼”?這才知道北京人把糕點叫做餑餑。其實北京的糕點極有名的(周作人多多少少有種南方人的偏見)，尤其是宮廷有佳品。禦膳房裏精製的糕點，不僅構成宮廷宴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皇帝賞賜文武百官的一種節日禮物。糕點受到重視，還跟唐代以後飲茶之風盛行有關。因而又叫“茶食”。北京曾是金中都，據《海陵集》載，女真人“俗重茶食，阿古達開國之初，尤尚此品。若中州餅餌之類，多至數十種，用大盤累餑高數尺，所至供客，賜宴亦有焉，一種名金剛鐲，最大。”王仁興曾研究此道：“明清時，北京坊巷中有名為‘茶食胡同’者，其顯然是金代中城坊巷中名稱的曆史遺跡，於此也可以女真茶食盛行金代中都之一斑。金代女真茶食‘用大盤累餑高數尺’的記載，不禁使人聯想起公元十七世紀清代的滿州餑餑桌，這種餑餑桌又稱‘桌張’，為滿族特有之宴席糕點，以各種滿州餑餑疊落而成，其形‘如寶塔，然有高至十二層者’(《光緒順天府誌》)。金代女真為清代滿族之先世，金代茶食與清朝桌張在形製與用途上如此之相似，也就不足為廳了。“估計是從清朝開始，糕點在北京被叫做餑餑的。主要製售滿族糕點的店鋪便叫滿州餑餑鋪。據道光二十八年所立《馬神廟糖餅行規碑》：滿州餑餑為清代“國家供享、神祗、祭祀、宗廟及內廷殿試、外藩筵宴，又如佛前供素，乃旗民僧道所必用。喜筵桌張，凡冠婚喪祭而不可無，其用亦大矣。”小小的餑餑，居然構成當時帝王將相以及平民百姓生活中不可忽略的星辰。相信這並不是誇大其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