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地溝油，假雞蛋，瘦肉精，毒奶粉，染色饅頭，假牛肉……中國人在正經事方麵沒自己的產品，搞歪門邪道倒是挺會創新。
《紐約時報》曾發表文章《中國的崛起不代表我們的終結》，指出麵對中國的競爭，美國將繼續保持優勢，因為“21世紀競爭的性質有利於美國。在20世紀，我們衡量一個國家的財富主要是通過它的自然資源、陸地麵積、人口和軍隊。在21世紀，一個國家真正的財富將在於其國民的創造性意誌和創造能力。”
美國空軍學院畢業典禮上，美國副總統在發表演講時聲稱中國不足畏懼，因為中國缺乏創新能力，“我諒你們也說不出一個來自中國的創新項目、創新改變或創新產品。”拜登的理由是創新能力或創新精神離不開“思想自由”或“政治自由”，而這是中國缺乏的，即使中國理工科畢業生數量是美國的六至八倍也無法抵消。
他們說的很氣人，但是我們的確無法反駁。
中國大學的教授評比，原先可能是靠真實學術水平，比如看你的文章發表質量和數量，現在則不光靠這些了，而是看你有沒有關係。前世曲飛大學裏一個學術上很厲害的老師，專著文章發表了很多，按理說早該評為教授了，但是直到五十歲了，還僅僅是個副教授。公共行政領域出現一些官本位文化，是很自然的情況。可是，如果把這種官本位文化原版搬到學術界，問題就複雜化了。官大就學問大，甚至隻要官大，根本就不在乎學問大不大，其結果是資源分配向學術體係中並不直接創造價值的各種“學官”集中。浪費資源是小事，關鍵是其錯誤的導向作用：大家的聰明才智全部用來競爭怎麼成為學官了。
原本專心搞學術的人發現學識不如自己的，整天鑽營溜須拍馬的人成為自己的領導，成為科研經費比自己高的人，那他還能盡心盡力地搞創新嗎？
教育、科研等行業，本質上是一種非營利的社會性事業，應該向捐贈、舉辦該事業的人或捐贈人的代理人負責，而不應該像公共服務機構一樣，向公權負責。但邏輯上，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有選擇依附權力的，自然有選擇不依附權力的，但更可怕的是這種權力還是壟斷的權力，各種行政管製完全堵死了依靠社會力量、民間力量發展獨立的教育和科研事業的空間，隻要你進入這個行業，你不依附也得依附。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好學校上，有好圖書館用，不管經濟實力大小，人同此心。但現在這種體製，很大程度上把民間舉辦這些社會事業的積極性都打消掉了。
創新其實就是一種低社會化、非社會化的行為。所以，需要社會努力塑造一種相對單純的環境，給他們一定的科研資源，在較長的時間內排除各種外在的幹擾。而且，越是基礎科學的研究，越需要這種非社會化的製度環境的保護。英文中有jeek、nerd、knowbie等描述各種技術天才的詞彙，整個社會都知道他們這種人的價值，通過各種製度設計保護他們，創造一個能讓他們發揮特長的環境。
但在中國，誰會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