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起來，好像那個叫凱麗的人，才是咖啡館的真正買主，而歐陽豔是她在北京的助理和“閨蜜”。有兩次，歐陽豔還用“凱麗”威脅我說：“給你工錢是讓你唱曲兒的，不是讓你鋸木頭的，哪天老板偷偷過來聽見，當場把你趕出去。”
很可惜，我對那個風頭十足卻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凱麗”毫無興趣。越神秘的女人就越有魅力，這是年輕人才會有的感覺，而我早就老嘍，老得對一切圈子和人都沒有好奇心了……
唯有那麼兩次，我透過咖啡館的毛玻璃，恍惚看見對麵的奶酪店裏似乎有一張光潔、明媚的臉，忽然就悵然若失了。姚睫還在北京麼？假如她路過這裏，會不會聽見我在拉琴呢？
就這麼過了一個夏天。到了蟬鳴漸弱、人們紛紛穿上薄外套的時候，董東風給我打來電話，請我履行幾個月前的約定。在那個本該百感交集的場合，我再一次見到了姚睫——她的新名字已經叫做“凱麗”了。
那天清晨，我提前給歐陽豔和另外兩個地方的經理打電話請完假，然後背著琴盒出門。在明亮的秋光裏，我坐在公共汽車靠窗的座位上，看著北京的天一寸一寸地高了上去。國慶節快到了，園林局的卡車正把不計其數的花盆運往天安門，一些體格健壯的學生則騎著山地自行車，撅臀探首地和長安街上的汽車比賽。
董東風告訴我的地址，在北四環“望京”地區的一棟新建的寫字樓裏。最早的時候，那片地方就是一片農田，後來也不知怎麼搞的，就成了在京韓國人的聚居地，街上的烤肉館數都數不過來，連商場裏的價簽也是中韓雙語的。記得聲色犬馬的日子裏，b哥還專門叫上我們一群人，到附近一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官方開辦的飯館裏大吃大喝，並且提前向我們渲染：“那兒的服務員都是不折不扣的朝鮮美女，剛從‘偉大統帥’百年華誕的閱兵儀式上退下來的。”
到了那個到處掛滿了彩色氣球、裝修風格酷似八十年代大學食堂承辦的舞會的飯館，b哥還裝瘋賣傻地攥著一個餅臉小姑娘的手說：“貴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搞得怎麼樣了？”
“一片大好。”那姑娘用中朝兩國通用的措辭回答我們。而那天吃完飯，端上來的賬單把b哥這個土財主都嚇了一跳：一盤烤牛肉居然要五百塊錢。
“沒見過這麼赤裸裸地搶錢的。”b哥癲狂地笑道，“黨要是作起生意來，連資本家都會被逼得無路可走。”
因為附近仍在大興土木，公共汽車在“廣順南大街”就再也挪不動了。司機索性打開車門，讓乘客們鑽到摩肩接踵的車流裏各奔東西。我奔向路邊的時候，差點被一輛“甲殼蟲”汽車撞上。那個司機是個戴著大墨鏡的年輕女性，躲在貼了膜的前擋風玻璃後麵，受了驚嚇似的看著我發愣。我向她搖搖手，示意自己不對，然後匆匆走了。
“望京”這邊的市政規劃風格詭異，不僅路名獨立成章，找不出與城內其他到路的聯係，而且很多街道都是斜的，很多適應了“走正道兒”的北京市民到了這邊都會迷路。我在韓國特產“真露”燒酒的廣告牌下躑躅了好一會子，最後決定向外賓問路。一個穿拖鞋帶棒球帽的小眯縫眼胖子熱情地說：“跟我走吧。”
二十分鍾之後，我被好客的韓國朋友帶到一棟亮閃閃的寫字樓門口。因為已經過了上班打卡的點兒，大堂裏空空蕩蕩的。我按照董東風給的地址，乘電梯到了五樓，很快就在走廊的頂頭找到了“北京第八年設計工作室”的招牌。
這公司的名字挺有意思，室內裝潢也與極其標準化的寫字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連接上下兩層的原木樓梯、鋪著大塊圓地毯的陽台、電腦桌都被安置到了牆角……閣樓頂上，還開了一扇巨大的天窗，把切割得整整齊齊的方形陽光投射下來，仿佛在屋裏擺設了一個堅實的結晶體。頭頂，傳來城市上空的鴿哨聲。
屋裏並沒有什麼人，隻有兩三個長相極嫩的小姑娘小夥子正在布置“會場”。說是“追思會”，卻也沒搞成一派慘狀，隻是在廳裏放置了一張巨幅照片，上麵是董太太不坐輪椅時的模樣。那個時候，她還年輕，大概隻有二十出頭吧？梳著八十年代風格的兩條麻花辮，手裏展開一本厚厚的書，靠在湖邊的樹上，對著鏡頭笑著。媽的，歲月啊。
我正在照片前楞著神，董東風從樓梯上走下來，招呼我：“趙小提。”
他也並沒有為今天的“儀式”換上正式的衣服，還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牛仔襯衫。我放下琴盒，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董老師……我是不是來早了……”
“沒有沒有。”董東風說，“說是她生前的朋友，但我也都不熟，倒覺得自己是個外人，所以想讓你早來會兒……謝謝你帶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