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45年，管仲走了。臨死前需要交待的都給主子交待了，該提醒的也都一一提醒過了，完全是一副鞠躬盡瘁的模樣，完成了千古賢臣的自我描繪後，溘然長逝。
曆史如其所料，在管仲的身後一次次推波助瀾地頌揚著他的賢能和美名，不斷彰顯著他的難以企及。同時仿佛冥冥中蓄意巧設，易牙、豎刁等作亂讓春秋一霸的齊桓公困餓死於宮中，“五公子皆求立”，桓公的五個兒子都想接大位，公子無詭勝出，太子昭逃到宋國，此後近百年間禍起蕭牆、骨肉相殘，齊國的國力與威望一落千丈，而墳墓裏的管仲卻如同一座巍然聳立的大山，愈加令人敬仰。
孰料，正在人們交口稱讚的時候，管仲死後約一百年，魯國出現了個孔老二，別出心裁地發出了不和諧音：“管仲之器小哉！”不愧是聖人，抓住了軟肋，一刀刺到了命門上。為什麼孔老夫子說管仲玩的是小兒科而終究談不上是大氣之人呢？對於聰明人，這不難猜想，一是管仲有條件幫助齊桓公一統天下，而沒有膽略與胸懷去做，僅僅滿足於區區齊國的小富即安和在諸侯間的話語權。二是管仲不講大義，唯利是圖，過於功利主義，缺乏精神層麵上更高的追求，境界明顯太低。三是管仲過於追求個人享受，生活奢侈，不知儉樸，“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四是即使齊桓公不想稱王統一，完全可以借你們的威望和力量，幫助周王室實現複興嘛，管仲你竟不為。管仲一生恐怕連這樣的念頭都不曾有，“尊王”也隻是為了“攘夷”的目的，而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正是恢複周禮。
後人有將管仲歸之於法家，其實管仲什麼家都不是，勉強要給其安一個家的話，隻能稱作“實用家”。管仲是典型的實用主義政治家，什麼理論、學說、思想，在管仲這裏都絕不會教條地照搬或者生硬地套用，——曆史上許多失敗的改良者其敗因均在拿一種理論當做靈丹妙藥。管仲因人而異、因事而變、見機行事，以達目的為總原則，他從不會為了所謂的“主義”而橫刀齊砍，犧牲既得利益。他留下的一部《管子》，幾乎全部是在教你怎麼做而非教你怎麼想和怎麼說。諸葛孔明以管仲為師，不是欣賞他的學說如何高深而是歎服他的手段何等高明。“夫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人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性，不為名即為利。在管仲的人生哲學裏，目標一旦確定，可以聲東擊西，可以瞞天過海，可以偷梁換柱，可以陽奉陰違，可以賣友事敵，可以拉大旗作虎皮，你說是奸詐詭計，我認作機敏睿智。這就是管仲，一個精神層麵與奸佞之徒幾無二致，但執政實踐中做得天衣無縫的大政客。
孔老夫子講人可以餓死，但不能失節、失義、失禮，要力求做個信仰和精神上的完人。管仲不這樣認為，管仲可以沾友便宜，可以臨陣脫逃，還會叛主事仇，最終借圓滑世故成就治國牧民之大業。那我們不妨也實用一回、實事求是一回，縱觀管夷吾的一生，我們甘願送給他一頂“千古第一能人”的桂冠，但無法奉其“春秋第一賢相”的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