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王安石變法最終是以失敗告終的，——嚴格地說，王安石所進行的談不上是變法，他壓根沒有觸及封建統治的根基，他不過是在維護原有體製的前提下進行的一次社會改良。令人惋惜的是，即使在不動搖皇權根基的情況下，仍難以實現進步的理想，可見社會發展演進，在統治利益集團的把控下何其艱難。
王安石變法失敗是內外因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某種程度上，內因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變法之初，各種客觀條件應當說已經十分理想了，最高統治者的神宗皇帝充分信任，及時賦予王安石必要的職位和相應的權力，建立機構，允許其自主調配需要的人手，同時鼓勵王安石放開手腳去幹。中國的封建社會裏，曆朝曆代都不乏意欲革新者，但沒有人有過王安石這樣寬鬆、獨立的條件，如此優裕自由，為什麼最終還是失敗了呢？
第一個我們不能不提到反對派的阻撓和掣肘。在一場新的社會變革麵前，出現唱反調的人，這是必然的，社會統治的選擇無非兩種，一種吐故納新，另一種則是維持現狀。具體來看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勢力，並非想法與初衷完全一致，這些人大體又可以分作這麼三類，一類屬於朝中元老重臣。這部分老臣品德上沒有什麼問題，受儒家教化很深，心係大宋江山社稷，擔心弄巧成拙，因此堅持以維持現狀穩妥漸進為選擇。這中間以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韓琦、富弼等為代表。但當聖上決意支持王安石要革新時，他們或者緘口不語，或者敬而遠之，充其量也隻是袖手旁觀。從這個角度看，他們對變法成敗的影響並不大，相反，這些人是最易爭取到手的一股力量。可惜王安石無視這一點，魯莽草率地把他們推到了對立麵去，使原本能夠利用的可貴資源變成了改革的真正阻力。司馬光本來與王安石私交不錯，他從朋友善意的願望出發，曾三次寫信勸說王安石，王安石不分青紅皂白加以拒絕怒斥，那篇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就是這種情況下寫成的，明顯看得出王安石的憤怒與火氣。麵對如此盛氣淩人的老夥計，司馬光還能再說什麼，隻好退避三舍，閉門去編纂他的《資治通鑒》了。歐陽修曾是王安石的伯樂，從內心講他也不大讚同王安石如此傷筋動骨去幹，但並沒有使出渾身解數去阻攔，隻是提出退休，大臣馮京請求朝廷挽留這位老臣。對於這樣一位德高望重又曾無私薦舉自己的前輩，王安石不知引以為友，竟絕情地與之劃清界限，肆意詆毀道：歐陽修依附韓琦，這種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因為反對實施青苗法，已經被解除了使相之職，王安石仍不解心頭之恨，指責他為共工、鯀一樣的惡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老宰相文彥博發表了一點個人的看法，奏疏中稱市易法是與百姓爭利，王安石惱羞成怒，壓下奏章不呈報皇上，將文彥博外放作地方官。
另一類反對者是王安石真正的政敵，屬於完全的**********者。自王安石新法籌備與頒布之初，直至實施過程中，這夥人便不斷上書攻擊，與改革派展開唇槍舌劍，鬧得不可開交。禦史中丞呂誨羅列了王安石新法的十大過失，全麵否定變法。好在當時神宗皇帝還充分信任王安石，把大放厥詞的呂誨放逐外任，趕走了這個聒噪者。
第三類反對變法的人，是被新法侵吞了利益的皇親國戚和官僚貴族勢力，這部分人的反對應當是在預料之中的，隻是王安石沒有去做必要的解釋和安撫工作，一意孤行的結果，使這股勢力越來越把新法當成了洪水猛獸。
第二個失敗的原因正是，王安石極差的政治修養和低劣的處事作風。前文我們曾經講過，一朝入朝得天子信賴授之以大權，長期在地方任職的王安石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宛若身生雙翼，一副傲視群小要駕長風破萬裏浪的驕橫模樣。在這樣一種輕浮自負的心態支配下，王安石倉促踏上了他的變法之路。期間不講政治策略、不爭取大多數的支持、無視潛在的阻力和錯綜複雜的社會利益關係，徒有理想，一味隻盯著為皇帝賺來銀兩，加之個人修養不到位，簡單粗暴地麵對出現的問題，不辨是非、不分忠奸，寧願把自己弄成一個孤家寡人。林語堂這樣評價王安石：“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與他本人之外，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
在朝中，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許多大臣對王安石的個性有了看法，侍讀孫固對神宗皇帝說：“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王安石很有文采，做個副職或者參謀諫官合適，但宰相需要進退有度，而王安石個性狂狷心胸狹窄，缺乏容人的雅量。事實正如此，王安石在與同僚議事時，常常盛氣淩人，動輒唾沫飛濺。司馬光講：介甫“及賓客僚屬謁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弗色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王安石即使在皇帝麵前與大臣們商量事情，凡迎合他的人便表現出親近，稍稍與其意見相左，便怒目相向，要麼厲聲斥罵，要麼建議皇上將其逐出，連讓人把話說完都等不及。簡單、粗暴、蠻橫、無禮，唯我獨尊，喜歡一言堂，隻願聽好聽的，這其中哪一樣符合一個成熟穩重政治家的要求。連他的好友曾鞏也不得不承認王安石“勇於有為，吝於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