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價倍增，最初的嚴嵩並沒有主動出擊去攻擊任何人，他是十分懼怕受到傷害，但也沒有想去傷人。在內閣，嚴嵩一如既往兢兢業業盡力做好自己的事，但權力場上就是這樣，你的恭順盲從，在別有個性與主張、心懷妒忌的一類人看來，就是無聲地挑釁和唱對台戲，就是與我爭鋒。
時任內閣首輔的夏言，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加少師（從一品的待遇），特進光祿大夫（從一品祿位）、上柱國（功勳榮譽稱號），是名副其實的當朝第一紅人，大明王朝二把手。——明朝享受“上柱國”榮譽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夏言，另一個是萬曆首輔張居正，為朱元璋立下汗馬功勞的大將徐達，也僅僅是個“左柱國”。從這裏我們就能看出嚴嵩與夏言等人的個性差別，後來嘉靖也曾授予他上柱國，嚴嵩力辭不受。這是後話。
夏言不具備嚴嵩的內斂低調天資，恰恰是性格上的這一差異，使嚴嵩的言聽計從、俯首聽命與夏言的不可一世、張狂行事，在嘉靖皇帝那裏形成了顯明對比，無意之中，倆人成了一對政治對手、官場死敵。——在官場上玩，誰都難免遇到這種可笑的事，假如倆人泉下再次遭遇，也許會相逢一笑！
上柱國的頭銜是大明人臣史無前例的待遇，無形當中意味著在嘉靖皇帝手下的首輔夏言，在朱家王朝的話語權大大地異乎尋常，驕縱、霸道甚至時不時地跟天子叫叫板，他具備了這個資本，——起碼一個被個人權勢衝昏頭腦的人他自以為是這樣。因此，在皇帝麵前，夏言與嚴嵩的表現完全是兩種模樣，一個把自己當作嘉靖皇帝的政治夥伴、權力共享者，而另一個因方始進入中樞又天性怯懦，自覺不自覺地做著畢恭畢敬的臣子。那麼，作為天朝聖主的朱厚熜喜誰厭誰、信誰忌誰，就不難判斷了。
其實夏言能位極人臣，也是一路悉心侍奉、百般討好換來的。夏言的青詞在當時的朝臣中，是最受嘉靖欣賞的。夏言最大的問題是為人過於自負，特別是在贏得皇帝賞識、登上權力的頂峰時，他的自以為是、剛愎自用就不僅僅表現在身邊的臣僚麵前，當朝的皇帝在他眼裏，也不過爾爾，口氣、神態乃至與之相處的行為方式，不自覺地流露出輕慢來。這種盛氣淩人的做派與嚴嵩的處處恭敬從命必然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我們說，他們這一對政敵，不是雙方主動豎起來的，是皇帝這麵鏡子映現出來的，是群臣的目光反照出來的。人的心理活動就是這麼匪夷所思，夏言驕橫不拿皇帝當回事，嚴嵩俯首聽命為天子馬首是瞻，最終夏言栽跟頭、嚴嵩得信任，這原本是客觀的取舍，與各自主觀的忠與奸本不搭界，結果卻被演繹作倆人殊死搏鬥後的勝負比分，被拿來當成了嚴嵩奸猾的呈堂證供。
用心看看倆人當時在皇帝麵前的各自言行作為，其中的緣故不言自明；連嚴嵩自己尚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眾人為他安排的對手就已經倒下了。——這個人們眼中所謂經過較量實則雙方連身體都沒有接觸的比賽結果，隻有嘉靖皇帝心知肚明，能說清究竟是怎麼回事，“黑哨”掌握在他手裏。
首輔夏言一天天忘乎所以了，在他眼裏，皇上身上神聖的光環漸漸退去，竊以為朱厚熜不過是個沉迷尋仙問道、不諳治國理政的毛頭小夥子，唯求長生不老，對江山社稷似乎並無多大興趣，凡事還不都仰仗我這個熟讀詩書、滿腹經國大略的長者，分明是把大明全權交給咱來自主打理。在這樣的心理支配下，夏言心底滋長了與君平起平坐的可怕而危險的自我中心意識，言行上擺出了一副“掌櫃者”的架勢。
皇帝上朝晚了，一班朝臣乖乖等著，夏首輔卻不願屈尊做奴才狀恭候，扭身走了。等嘉靖皇帝珊珊來遲，巡視一番不見夏首輔的身影，詢問眾臣夏言哪裏去了，弄清真相後，那朱厚熜並非癡呆，貌似尋仙問道不務正業，骨子裏比你夏言要聰明狡黠百倍。我看你尾巴翹得太高了，無法無天了，朕稍晚登朝那是朕樂意，我的地盤我做主，你有什麼資格敢給我吊臉子？！
皇帝癡迷道教，興之所至將朝廷也要弄得像個道場。嘉靖上朝時頭上戴了一頂道士的香葉冠，若無其事地與大臣議政，另外命人特製了五頂同樣的道士帽，賜贈給身邊五位親信大臣，要求都給我戴上。這五位裏既包括夏言也包括嚴嵩。聖上所賜，陛下旨意，嚴嵩的性格決定了他自然是端端正正戴著入朝。夏言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他偏不戴，一次兩次，嘉靖不能視而不見了，問夏言：朕給你的香葉冠為何不戴？夏言道：咱是大明內閣一把手，怎麼能頭戴道士那玩意兒？給皇帝一個下不來台。如此還不算完，進而借題發揮教訓起天子來：陛下你也不要再戴那玩意兒，貴為至尊，頭上扣那麼個東西，有失體統。朱厚熜頓時無名火起，你夏言囂張過頭了，竟敢當眾向我的皇權神威公然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