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將詩人撰寫的《魂北、魂東雜記》的目錄臚列開來，就會清楚，詩人從去年到今年行動的大致背景了：
甲午八月十六日平壤之失及義州之失；
九月二十七日連城之失；
十月初五日鳳皇城之失及寬甸縣之失；
十月初九日金州之失及大連灣之失；
十月二十七日岫嚴州之失；
十月二十九旅順之失及複州之失；
十月十七日海城之失；
十二月十五日蓋平之失；
十二月二十五日榮城之失及文登寧海之失；
正月初八日威海北岸之失；
正月十七日威海劉公島北洋海軍之失；
二月初八牛莊之失；
三月初二日澎湖之失；
四月十日換約始末。
東北戰場，節節敗退；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馬關條約》簽訂。中國近代史又添上恥辱的記錄。
根據《魂南記》等的一些記載，可以了解到：
《馬關條約》簽訂之時，詩人正在唐山大營，聽到此事，迅即趕往北平。四月二日（4月26日），上《請罷和議褫權奸疏》，斥李鴻章等為“醜虜跳梁，不宜遷就，權奸誤國，不可姑容”，力主賠款、割地萬不可行。四月十日（5月4日），又上《敬籌戰事疏》，提出“加兵餉”、“用地溝”、“攻老巢”、“掣賊勢”、“聯外援”、“絕內應”八項建議。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的公車上書，桴鼓相應。但兩疏呈交都察院之後，如石沉大海。詩人隻好重返唐山。
五月二日（5月25日），台灣紳民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署理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唐景崧電告劉坤一，請求相助。順鼎請求前往台灣，得到了劉坤一的批準。九日（6月1日）啟行。十五日（6月7日）抵上海，遇文廷式、梁鼎芬、於式枚。於式枚已辭李鴻章館席；文廷式為翰林學士，因爭和議不得，請假南歸；梁鼎芬主講鍾山書院，自南京來，將返粵東。四人不期而遇，異鄉羈旅，憂患中轉獲友朋聚首之樂。易順鼎拜見上海道劉康侯，得知基隆失守，唐景崧逃遁，為之愕然，但不肯遽信，堅持南下。二十三日（6月15日）到廈門，確知基隆、台北淪陷，唐景崧已逃回內地，而林朝棟、丘逢甲依然堅守台中，劉永福黑旗軍堅守台南，因此詩人急電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嚴責唐景崧速返台灣，收拾餘燼，或可死灰複燃。電文雲：“請責唐蔑歸垂沙。”為了保密，用了僻典。譯電員將“唐蔑”譯為“唐潛”，張之洞不知所雲。
劉坤一見大勢已去，來電勸順鼎即刻返回。順鼎義無反顧，於二十八日（6月20日）乘英國“爹利士號”輪船出海。當時一同前往的還有幾個隨從。還有一個人，也即詩人的舅舅陳昌曇，本來是一同前往台灣的，但此人在開船前，去書肆買書，結果沒有趕上船。
五月二十九日（6月21日），易順鼎抵台南，連夜晤見劉永福。劉永福，字淵亭，廣西上思州人，所部黑旗軍，本為反清力量，在中法戰爭中，重創法軍，後接受清廷招撫。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劉永福奉命率黑旗軍兩個營赴台灣，以南澳總兵的身份，奉旨幫辦台灣防務。本年清廷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台灣總兵萬國本逃走。劉永福於是代理台灣總兵，由旗後海口移駐台南。所居即為台灣鎮署。因為他是奉旨幫辦，士民都稱他為“欽帥”。《魂南記》這樣描寫易順鼎初見劉永福的情景：
餘葛衫布履，對坐榻上。劉本短衣帕頭，因見客，始著長衫。健兒十餘人皆赤足短衣，夾立。餘指榻前環臥小犬，笑曰：“人言淵翁所畜狗皆能助戰，有是事否？”劉長身黑麵，鼻露顴高，樸陋無文，而沉毅有度。惟煙癮甚重，日則假寐吸煙，夜則精神百倍，治軍旅、見僚屬，皆就一榻上辦之。與餘初見，即忘形跡，吐衷曲，不作一寒暄語，蓋簡略真率，其天性然也。為言唐署撫排擠傾陷狀，幾痛哭流涕。
其實，當年替清朝招納劉永福的人就是唐景崧。劉的功名，成於唐；唐的功名，亦成於劉。劉、唐不和，加速了台灣的潰敗。當然，在清廷棄台求和的背景下，台灣注定要潰敗。在清廷斷絕援台的情況下，劉永福猶能堅持一時，其部下大都戰死，已屬可貴。但是，在易順鼎看來，劉永福還沒有達到最高境界，因為他既不像鄭成功那樣另辟天地，也不像田橫那樣義不受辱，而是狼狽地逃了回來。這是後話。
因為日軍已逼近台中，順鼎希望率領軍隊往援，兼謀恢複台北。劉永福擬撥數營歸順鼎統領，而以吳彭年（季篯）掌營務，襄助一切。在台南糧餉將盡的情況下，劉永福並非真心叫易順鼎治兵，能到台中籌到糧餉就不錯了，但是順鼎考慮到台中富戶已逃亡殆盡，無餉可籌，且地方不歸節製、兵將不相熟習，都是危險之道，又無法取得實效，於是決定內渡籌餉。對此，劉永福大喜過望。劉永福遣記名提督李惟義代順鼎統領三營，吳彭年掌營務，前往台中。
閏五月初八日（6月30日），順鼎等人宣告兩江總督張之洞已答應派兵救台，台南萬民歡聲如雷。這個救台的消息頗有些突兀。據易順鼎的說法，他抵台南之日，收到廈門委員、駐廈辦理台灣轉運局務、前委台灣府知府蔡嘉瑴派人秘密送來的一件綢文，說是張之洞獲知，俄國承認台灣獨立，因此希望黑旗軍能堅持兩個月，綢文並說：“速宜將此事遍諭軍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也。”可是易順鼎到台已數日，似未迅速告知劉永福，及時提振士氣，等到他將要內渡籌餉的時候，才讓劉永福等人知曉，於是便出現了初七（6月29日）夜“設壇幄，祭告天地神祇，台南文武百餘人並集，歃血同盟”，及次日（6月30日）“以湘帥（張之洞）許發救兵布告，萬眾歡聲如雷”等等事情，確有蹊蹺。
閏五月十七日（7月9日），詩人抵廈門。二十四日（7月16日），抵上海。二十七（7月19日），乘“江裕”號輪船赴南京。次日，抵下關，入水西門，住狀元境聚賢棧。二十九日（7月21日）及以後數次麵見張之洞。至六月二十五日（8月15日）離開南京赴武昌。
當易順鼎在南京麵見張之洞時，說及張之洞準允發兵救台之事，張之洞不置然否，隻是說，朝廷已嚴令查禁海口，不得有違和約。“不謂甫距十日，即大有變遷”，弄得詩人十分錯愕。一直關注台灣命運的張之洞，隻能與朝廷保持高度一致，對於易順鼎自作主張的援台小動作保持戒備。
順便一提的是，此時，黃遵憲受張之洞之邀，任江寧洋務局總辦。易順鼎與黃遵憲兩度泛舟秦淮，易順鼎以《魂北集》、《魂南集》呈黃遵憲。黃遵憲稱二人為“兩情癡”，引為知音。
雖然張之洞勸告易順鼎不要介入台灣事務，劉坤一、陳寶箴也來電催促他返回內地。可是易順鼎已是欲罷不能。當時兩廣總督譚鍾麟（文帥）答應以“遣（返）勇丁”為借口，助資三萬，讓劉永福預作安排，“歸不歸”則讓劉“早自為計”，其實是變相地接濟劉永福。譚鍾麟的真實想法是將劉永福招回，仍任南澳總兵，及時脫身，至於劉永福如果立誌像“延平王”（鄭成功）那樣據台自立，也不失為一種選擇。詩人當時在武昌見到湖北巡撫兼護湖廣總督譚繼洵（敬帥）。譚繼洵囑咐易順鼎仍往廈門，將文帥款項交與劉永福的特使。對於這樣的安排，易順鼎是不滿意的。而且自己快到家門口了，“秋風乍起，辭家轉瞬一年”，想回家看看，但也無可如何，隻好返回廈門。經過南京，正巧陳昌曇（粒翁）也來了，而且帶來了惲心耘等人籌集到的義款萬餘兩，於是二人一同去上海。等譚鍾麟的款項一到，便仍與粒翁前往廈門。到廈門後，劉永福的特使迎候已久，告知台南慘敗，代替順鼎往援台中的李惟義不知所蹤，吳彭年則已戰死，雖然如此，台灣義民卻“蜂起”抗日。於是於七月二十六日（9月14日），順鼎再次渡海，察看台南情形，追念那位可以說是代替自己而死的朋友吳彭年，不勝感慨。多年後（1909年），當詩人見到吳彭年的兒子時，仍感慨泫然：
吳季篯之子鵬飛以鄭樸孫信來見。乙未夏秋間，餘在台南，本與季篯同赴援台中，劉淵亭強餘往金陵見張文襄，而季篯遂戰死矣。遺孤已長成如此，為之泫然。
劉永福本是一粗人，吳彭年戰死後，更是左右無人，軍餉不支。順鼎建議裁減兵員，以圖以少敵多，速戰速決，劉永福不應。順鼎眼見大勢已去，於是內渡。
八月六日（9月24日），詩人離台，次日抵廈門。粒翁去泉州籌措兵械，空手而歸，打算繼順鼎之後，前往台南。順鼎留滯廈門。當時台北士民，偽裝成商販，往來台北、廈門間，得知易順鼎返廈門，都來求見，痛陳日倭罪狀，恨之切齒，並說：數地人民皆結團拒倭，可以聯絡呼應，聲稱隻要易順鼎“肯為之主，稍以餉械資之，勝於官兵十倍，恢複台北，指顧可期”。而詩人的想法是：雖然他們都是“壯士”，但械餉奇匱，無法成事，如果“事不成，反招奇禍，餘安肯為戎首”？他便“正色拒之”。沒想到“壯士”們主意已定，“欲鑄‘伯裏璽天德’印”，奉順鼎為“台北民主”，又說“台北億萬生靈皆中國赤子，中國久已棄之不顧，今日能救此億萬生靈身家生命者”，惟易順鼎一人而已，如果易順鼎不救，“則億萬生靈皆必至‘靡有孑遺’而後已”，“言畢，皆痛哭流涕”，順鼎“亦對之黯然”。顯然詩人被打動了，正在猶豫時，初十日（9月28日），接到陳三立發自武昌的電報：“已有密旨令南洋接濟台灣。”所謂“南洋”，是指南洋大臣張之洞。順鼎接聞此電，“不禁以手加額”，認為這真是“天下第一幸事、中國第一轉機”，於是他籌劃一奇策：請駐營東北的劉坤一借撤防湘軍十營、聲言回湘為名，從海中轉舵襲取台北；請張之洞傳令南洋兵艦遊曆粵、閩、台、廈，以圖牽製而壯聲威；請譚繼洵撥借淮餉二萬兩。豈知這個密旨純係誤傳，事情鬧大了，張之洞很是生氣，他於八月十四、十五連發兩通電報給易順鼎：
易道台：元電悉，台事奉旨，不準過問，濟台餉械，更疊奉嚴旨查禁，此時台斷難救，且事必不能密，萬一漏泄，徒礙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東洋必更加詰責要求，豈不所損更多？是欲為國家而反累及國家也。鄙人萬不能任此重咎，閣下亦有不便。此事關係重大，務望權其輕重，速離廈門，從此不管台事，免生枝節為要，千萬切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