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本書中所舉的例子除了包含“意外”這個共同因素之外，還有一個相同點，那就是這些例子都是人為的結果。技術創新不是天上掉餡餅，它是有遠見抱負的人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複實踐、推廣得出的全新創意。科普作家馬特·裏德利曾經質疑人類是否是唯一一個具有創新能力的生物物種。雖然許多動物都會使用工具，但它們使用工具的能力不會像人類一樣隨著一代代的繁衍而在技術上有所進步。為什麼？裏德利認為，那是因為人類的大腦是個集合體，而且人類作為群體具有思考能力和合作理念，他將之稱為“創意媾和”。這是從一個角度看問題的進展。它不是單純的突破性發明，而是一股產生新創意、嚐試新事物的合力。
這造就了一個不受任何個人控製的自我組織係統。這種自然的方式導致社會發展表現得沒有規律可循。以城市為例，隨著20世紀開始的城市化進程，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生活、工作方式不斷湧現。20世紀上半葉，單親家庭還寥寥無幾，但現在這已經成了世界上許多城市裏的普遍現象。在我的家鄉斯德哥爾摩，甚至達到了占所有家庭總數的61％。同樣，同性戀曾經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在有的地方甚至被當做犯罪現象對待。但如今對許多城市而言，同性戀大遊行已經成了塑造形象的手段，希望由此傳遞經濟進步、創新思維、人文思想等信息。
無論是單親家庭數量增多，還是對同性戀寬容度的逐步提高，二者都是城市人口膨脹的結果。所謂城市，就是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和不同理念組成的大熔爐。因此才會有東京街頭的哥特蘿莉、倫敦的基督教無神論遊行——它們都是在原本對立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現實中有兩種打造城市的方式。一種是自然的方式，那些城市已經發展了數十年，給人一種成熟的身份感（比如自稱“我是斯德哥爾摩人”或者“我是紐約人”）。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還有另一種“閃客型城市”，它們要麼憑空拔地而起，要麼不成比例地迅速大規模擴張。以迪拜為例，它和其他現代化城市一樣擁有令人目眩的摩天大樓和綿延的廣闊郊區，但這個城市讓人感覺缺少集體認同感和凝聚力。其原因在於，它不像倫敦、東京那樣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發展起來，而是其統治者埃米爾一聲令下，自上而下迅速堆建起來的。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這兩種城市發展道路，就如同神創論和達爾文主義一般有相似之處。神創論認為，地球、自然以及其中所有的居民，都是由一個無比聰明的智者一手創造的。達爾文主義則認為，所有的生命存在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物種隨著時間慢慢進化，並且逐步適應了自然環境。達爾文主義的可怕之處在於，如此美麗而複雜的世界怎麼可能不是造物主的功勞呢？如果沒有造物主，又何來命運？難道生命真的是基因一代代隨意相傳的結果？是的，這種自我管理係統有一種於混亂之中建立秩序的能力。以互聯網為例，它不受任何人為管理，而是成百萬人合作聯係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