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意外事件時，往往熱衷於和死亡、災難有關的話題，把突發事件當成負麵新聞報道。但實際上如前所述，意外事件對鍛煉大腦、承受能力來說，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迄今人們還沒有厘清，意外是如何對團體、對國家產生積極影響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負麵的突發事件能夠讓群體產生一種抗壓的複原能力。就像人體感染病毒後會產生免疫力，城市和國家在艱難時期會產生一種新的凝聚力和忍耐力。
過去幾年中，我曾經親眼目睹了類似的事情。希臘遭遇經濟危機的前幾天，全球報紙上充斥著希臘暴亂的場景和抗議者在大街上奔跑的身影。當時我正準備去雅典，出於安全考慮我本想取消這次出行，但轉念一想，還是決定去一趟，不過出發前我作好了“上戰場”的準備。現實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雖然雅典市中心的幾個街區被封鎖了，但市區其餘地區仍舊熙熙攘攘，人們似乎正在等待著一場變革。讓我詫異的是，一個即將被降薪的醫院護士談起未來時，語氣竟然是充滿希望的：“我們已經糊裏糊塗地過了那麼多年……眼下發生的一切會讓希臘變得更好。”在希臘和人交流時，不管對方是企業職員還是慣於逃稅漏稅的企業家，我都能從他們身上感受到這種滿懷希望的情緒。
媒體渲染的騷亂和我在雅典街頭的感受形成了鮮明對比，過去10年中這種情況發生過很多次。2009年波羅的海國家麵臨經濟危機，我被邀請作為主題發言人到裏加大學參加一場學生創業計劃評選。原本我以為當地會彌漫著陰鬱和失望的氣氛，但事實上學生們充滿自信的表現令人振奮。他們沒有歎氣，沒有退縮，談論的隻有“我們要改變拉脫維亞”、“我們要重建”。2009年年底，我到迪拜參加一個有關流行趨勢的會議，接觸到不少中東地區的銀行家和企業家。當時，阿聯酋政府的主權投資旗艦企業因為建設項目負擔過重遭遇債務危機，國際上許多媒體正在以一種事後諸葛亮的口氣熱炒、嘲笑“愚蠢建築項目”，但我遇到的這些大人物卻都能以一種務實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這畢竟不是一場地震，更不會把迪拜從地圖上抹去，隻是因為建設規模過大要轉換一下所有人而已。同樣，“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我發現曼哈頓顯得異常溫馨友好，所有的陌生人團結得像一家人一樣，齊心協力歡迎各路訪客。《經濟學人》雜誌在研究外部事件對經濟的影響時發現了一個共同特點：
“9·11”恐怖襲擊事件重重地打擊了美國人的自信，但2001年第三季度美國的產出僅僅下降了0.3％，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這件事，以及那些足以引發旅遊恐慌的非典疫情、禽流感、恐怖襲擊、火山爆發導致空中航線停運等，經濟在其中表現得適應性非常強，並且能產生替代效應。如果空中交通中斷一年，北歐人就會放棄西班牙和希臘，照樣可以在家度假。回想一下，在大規模廉價航線出台之前，各國的旅館和餐飲業曾經從國內旅遊者身上賺了多少利潤。
同樣，經濟的這種自動複原能力還表現在21世紀前10年的油價變化上。2008年至2009年國際油價曾經突然升至每桶147美元，但隨後又直線下降到每桶37美元。盡管中間出現過短期大幅度波動，但總體上看，這10年的油價變化得並不劇烈，基本上是一條緩慢上升的曲線。
以上這些例子並不是想說明，社會理應承受不期而至的打擊。人們隻能寄希望於地震如果意外是人生中的必然，那麼樂觀能給海地這樣的國家帶處之與悲觀待之又有何差別呢？
來一次重建的機會。如果意外是人生中的必然，那麼樂觀處之與悲觀待之又有何差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