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二
如果我們把人生比作一條船，那麼社會好像就是大海；而人自身如同是撐船的舵手。曆史的傾斜與時代的選擇，好像是時而變化著走向的水流與或大或小的風。
從普遍的意義上說，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命運能更好一些。有誰不願意知道並且實行自己對於自己的命運的積極影響，乃至把命運之舵掌握在自己手裏呢？
然而，人與人的命運是不同的。命運，從某種意義上講，既包括主觀條件；也即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的一切特點一切認識和態度，當然也包含生存環境；也就是人所處的時間與空間坐標。換句話說，就是人的有時是無法避免有時則十分偶然的際遇。
正如俗語所言：人的體格有強弱，人的壽命有長短，人的地位有高低，人的財富有多寡，人的能力有大小，人的遭際有偶然，人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有優劣、美醜、公正與極不公正之分那樣，造就了人與人不同的命運。
到了一九七九年的清明時節，我們這個社會思想解放的大潮滾滾而起，不可阻擋。
那些在五十年代之後出生的年輕一代，正是風華正茂的時期。按說，這正如我們剛才所講的那樣，青年人應當知道並且實行自己對於自己的命運的積極影響，乃至把命運之舵掌握在自己手裏；駕馭人生的航船，在社會的大海中乘風破浪，駛向理想的彼岸。
但是，人生之船在社會的海洋裏沉沒的也可謂有之，用常理而言，就是他作為撐船的舵手，在曆史的傾斜之流與時代的選擇風向方麵，一意孤行，造成了滅頂之災。
霍秀源就屬於我們所言的這樣的人當中的一個。
那個下午，他從他父親的辦公室出來之後，沒有回單位上班，而是到了他的一個弟兄家裏去了。這個弟兄屬於與霍秀源同類型的人；既無學問，也非無知，既非天才，也非笨伯。年齡相仿，氣味相投。名叫鄭立。他的父親在霍局長手下做處長，應當說也屬於幹部家庭的子弟。
霍秀源和鄭立倆個人指手畫腳地說了一個下午。至於他們密談了什麼，隻有他倆知道，但有一點人們後來是清楚的：那就是四年之後，也即一九八三年的那次“嚴打”，我們提到的這兩個人，消失於人間了。
其實，世間有些事情也並不是多麼太奇怪，因為物與類聚，人與群分，實屬正常。
對於這樣的一些當時的幹部子弟而言，他倆雖說是個別者而已，但其危害社會，造成的惡果，令人發指。
也就是在當天的晚上，霍秀源和鄭立倆個人在鄭立家附近的酒館裏喝了不少的酒，鄭立把他熟悉的，我們當時稱之為“貨”的兩個女子，引到了自己的家中，那時候有個詞，叫鬼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