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使學員成為忠實爪牙，袁世凱優給待遇，晉級提拔，讓他們感恩圖報。學員夥食津貼很高，穿藍呢製服，畢業後均晉級升用。
考試優秀的，袁親寫命令，授以侍從武官軍街。有次他在中南海向他們訓話說：“你們要認真練，好好幹，將來都能帶兵，前途很大，我就是從當兵出身的。” 同時頒發軍人訓條誓詞，讓學員舉手宣誓效忠自己。模範團的誓詞為：“服從命令，盡忠報國；誠意衛民，尊敬長上，不借性命，言行信實，習勤耐勞，不入黨會。誓願八條，甘心遵守，違反其一，天誅法譴。”
1915年3月，袁令所有任職軍官、在堂學生、在伍士兵，舉行宣誓大典。同時指令，嗣後軍官授職、學生入堂及士兵入伍，凡未宣誓者，一律隨時宣誓，不得有任何例外，著為令典，永遠遵守。
宣誓儀式由模範團推廣到全軍，全國軍人包括警察先後到關嶽廟舉行了宣誓典禮。
舉手宣誓比起供奉長生祿位牌開明多了，但其封建主義的效忠袁氏個人的實質未變。為樹立絕對權威，讓軍人盲目崇拜，袁世凱還經常把學員集合起來，親自檢閱他們操練，進行訓話。 袁世凱大權在握，不遺餘力。
為了穩固並加強自己的統治，袁世凱又掀起尊孔複古浪潮，以便從精神上奴役人們。
孔孟之道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正統思想體係和維護君主專製製度的理論武器。
資產階級在推翻清王朝之後，必然要求衝破封建主義思想樊籬，擯棄於孔孟之道，以便實現本階級的政治主張。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曾下令取消了學校中的讀經課程，許多地方的“文廟”被搗毀或改作學校，為封建地主階級所頂禮膜拜的孔夫子的偶像失去了以往神聖的靈光，人們的思想開始從幾千年來的封建桎梏下解放出來。
北京文廟向來是封建統治者和孔子的信徒祭孔朝聖的地方。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後，這裏便變得冷冷清清了。但是，1914年9月28日這一天，冷落了幾年的文廟，卻突然喧鬧起來。一隊隊背槍帶劍的北洋軍，塞滿了街道。文廟外邊崗哨林立，戒備森嚴。文廟裏邊一群身穿大禮服、頭戴大禮帽的文官和身著軍裝、腰挎洋刀的武將，簇擁著一個50多歲的胖家夥。被人擁進文廟後，這個胖家夥立即麵對孔子的亡靈，行三跪九叩之禮。刹那間，俎豆馨香，鼓樂齊鳴，鬧得烏煙瘴氣。
原來，這天是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親自率領文武百官，在文廟大搞祭孔朝聖活動。這次祭孔的儀式完全同曆代封建王朝一樣，隻是在祭文的落款上改稱“中華民國袁世凱”罷了。
袁世凱在北京文廟表演的這出祭孔朝聖鬧劇，是他在辛亥革命後大搞尊孔複辟活動的一次高峰。
袁世凱尊孔，一是基於他對中國國情的認識，二是出於當皇帝的現實需要。在他看來，中國之所以貧窮衰敗，主要並不在於封建專製主義政治製度的腐朽，也不在於經濟技術落後，更不在於帝國主義的侵賂，而在於人民拋棄封建倫理道德，用他的話說，就是“不在國勢，而在人心”，或者說“國家強弱存亡所係，惟此禮義廉恥之防。”打他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後不久，他就發布了一道《通令國民尊崇倫常文》，叫嚷：中華立國要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惟願全國人民恪守禮法，共濟時艱”，要人們以孔於那套維護奴隸製的倫理道德作為“民國”的道德標準。
陳煥章等人上書參眾兩院，要求奉孔教為國教。黎元洪、馮國璋、張勳之流積極響應，通電上書，胡說“民德日益墮落，人心日益險詐，黨爭日益激烈，倫理日益紊亂，紀綱全壞，時事愈危”。
驚呼“橫流所激，根本將領”，“循是不救，人類將滅”，“相率而為禽獸”。
叫嚷要尊崇孔教，速定孔教為國教，將其載入憲法，學校一律設立宗祠，乃行釋奠禮。 康有為還上書袁世凱政府，要求把孔教寫進憲法裏，胡說：“滅國不足計”，而滅孔教則“與滅種同其慘禍”。“棄孔教，則蕩佚為禽獸，國必將亡”。在這位知識淵博的“康聖人”腦子裏，人們生下的兩條腿，不是為了走路，而是專向孔子下跪的。真是可笑至極！
1913年10月，袁世凱用武力威逼議員投票的辦法當上了正式大總統以後，又提出了“道德為本，法律為用”的口號。在他製訂的天壇《憲法草案》中，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本”。隨後，教育部又製定了一個《教育綱要》，規定各學校都要“崇奉古聖賢，以為師法，宜尊孔尚孟”。並下令取消孫中山的南京臨時革命政府關於小學生廢止讀經的規定，重申“中小學均加讀經一科”。
帝國主義分子為了麻痹中國人民，達到侵略目的，也投入到尊孔大合唱的行列。
美國的李佳白、俄國的蓋沙令、英國的莊士敦、德國的衛禮賢、日本的有賀長雄等，都大放闕詞，與中國的尊孔人物互相呼應，鼓吹“孔教乃中國之基礎”，“中國獨一無二之根本”，“明定孔教為國教”，“對內對外，兩無遺憾”。
10月10日，袁就任正式大總統，76代“衍聖公”孔令貽特從曲阜趕到北京祝賀，並帶來孔氏世譜、闕裏聖廟碑碣拓文和前代冠服各物。袁“瞻覽之餘，益深欽仰”。
11月26日再次向全國發出尊孔告令，吹捧“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樹萬世之師表，亙百代而常新。凡有血氣，鹹蒙覆幬，聖學精美，莫與倫比。”
宣揚“現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且規定，“衍聖公”和配祀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祀典，均仍其舊。 同日，授予孔令貽一等嘉禾章。民國以來，典阜的小“聖人”不知革命會給自己帶來什麼命運，惶惶不可終日。此令一下，小“聖人”如釋重負，對袁感激莫名，並死心塌地為袁效力。
1914年袁世凱加緊了帝製活動，進一步掀起尊孔狂熱。關於祀孔問題，他特別發出指示：“孔子賅百家之精，立人倫之極，有國有家有身者率其道則治而存，違其道則亂且亡，斷無廢祀之理。此次議禮儀節，似應與祭天一律，方昭隆重。”
1月29日，政治會議據此議決：以夏時春秋兩丁為祀孔之日，其禮節、服製、祭品與祭天一律； 京師文廟由大總統主祭，各地方文廟由長官主祭。
1914年2月7日，袁世凱下令說：“祭天之禮，自古修隆，有其舉之，莫敢或廢。”馬上批準內務部搞一個關於祭祀用的特別冠服和祭禮、祭品的詳細規定，屆時應用，垂為令典。同年12月20日，袁世凱正式下令恢複前清的祭天製度。他說：“改革以來，群言聚訟，輒謂尊天為帝製所從出，郊祀非民國所宜存。告朔餼羊，並去其禮。是泥天下為公之旨，而忘上帝臨汝之誠……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古之蒞民者稱天而治，正以監觀之有赫，示臨保之無私，尤與民主精神隱相翕合。前經政治會議議決，嗣由禮製館擬定祀天通禮，業已公布……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為冬至今節，應舉行祀天典禮。”他要大搞祭天活動，目的在於企圖用神權來對抗民權，把他的不得人心的獨裁統治說成是上天神聖意誌的表現。
在舉行典禮的前三天，內務部把“齋戒牌”晉呈總統，並分別發給各陪祭人員。陪祭人員先一日舉行演禮。到了12月23日，自新華門到天壇一帶，沿途地麵加鋪黃土，這是皇帝出巡的一種禮節。為了保衛總統安全，在規定的警戒線內，警察挨家挨戶通知不許留宿親友，正陽門和天橋兩側的浮攤雜販都被警察趕走；天壇周圍布有荷槍實彈的兵士幾千人，有些屋頂上也布有望哨，天橋橋上也布有守望哨。大總統經過之地，不許人民停留偷看。鍾鳴三下，大總統乘裝甲汽車出總統府，在南壇門外換乘禮輿——雙套馬的朱金轎車，四角垂以瓔珞；到昭亨門外換乘竹椅顯轎走到祭壇前。轎子停下來，大總統由兩名高級軍官——蔭昌和陸錦左右攙扶，緩步走上台階。大總統頭戴爵齊，身穿十二團大禮服，下麵係以印有千水紋的紫緞裙。大總統所用祀天祝版，隻是把清朝皇帝所用的“子臣”二字改為“代表中華民國國民袁世凱”十一個字，其他式樣並無二致。八點五十分禮成，袁大總統欣然出壇回府，其高興勁猶如已坐到金鑾殿上一般。
尊孔是當皇帝的先聲，對此，資產階級的報紙當時就有所揭露。
1913年6月25日，上海《中華民報》發表社論，指出袁發布尊孔令，目的是“因孔氏力倡尊王之說，欲利用之以恢複人民服從專製之心理”。
1913年11月29日上海《民權報》就袁授予孔令貽勳章一事發表時評，明確揭露：“何物魔王，乃因恢複帝製而竟仿行滿清之故智乎！”
把孔、祭天，這種具有濃鬱複古色彩的行為，對於剛剛經過辛亥革命，受過“民主”、“共和”觀念洗禮的中國人民來說，是太敏感了，自然引起了人民的反對。為了軟化人民的反對，袁世凱不得不在把孔令中特別聲明，祀孔決非模擬“曆代人主，專取其小康學派，鞏固君權”，而是取孔學“大同共和之義”，“以正人心，以立民極，於以祈國命於無疆，鞏共和於不敝”。在祭天令中，他也極力否認“尊天為帝製所從出”。然而，這種表白，實際上是欲蓋彌彰。因此，從祀孔、祭天之日起，敏感的人們便預感到恢複帝製已為期不遠了。
袁世凱尊孔祭天，複古官製，起用前清遺老，著著都是為自己當皇帝做準備的。可是對外又絕口不談帝製自為。
這就使得許多局外人特別是遺老遺少們產生了很大的錯覺，以為他是為宣統複辟做準備了。
他們產生這種錯覺並非單純由上述現象造成，袁世凱對清室的暖昧態度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民國以後，袁世凱對清室一直拉拉扯扯，表示非常尊敬。
1913年元旦特派朱啟鈐到乾清官向宣統道賀。 2月15日隆裕太後壽辰，又特派梁士詒致送“國書”，“國書”上赫然寫著“大中華民國大總統謹致書大清隆裕太後陛下，願太後萬壽無疆”。
並命趙秉鈞率領全體國務員以“外國使臣”禮進宮祝賀。
時隔7天，隆裕病逝，袁親自臂纏黑紗，命國務員致祭，令國務院通告全國，以“外國君主”最優禮待遇，各官署一律下半旗27天，現任文官及現任軍官均服喪27天，臂纏黑紗（軍官刀柄亦纏黑紗），以誌哀悼。
3月，授意在太和門召開所謂“全國國民哀悼大會”和所謂“全國陸軍哀悼大清隆裕皇太後大會”。
4月3日隆裕梓宮奉移，袁政府通知各官署下半旗一日誌哀。
在此期間，紫禁城內，民國的官員和清朝的遺老遺少摩肩擦背，聯袂進出，川流不息。徐世昌專門從青島趕來，接受了清室賞戴的雙眼花翎。
宣統退位後，王公大臣們一度銷聲匿跡，即使到紫禁城，也是穿著便衣，直到進了城才敢偷偷模摸換上朝服進宮行禮。
看到袁世凱和清室打得如此火熱，便公然穿上蟒袍補褂，戴上花翎，招搖過市，甚至連頂馬開路、從騎簇擁的列仗也恢複了。對此，袁聽之任之。 袁的態度鼓起了王公大臣們的勇氣，神武門前更加熙熙攘攝，熱鬧空前。
1914年，袁世凱把孔祭天，恢複古代官製，延攬遺老出任參政，把人們導入迷霧之中，以為“大清”又要複活了，很多把這年叫做“複辟年”。清室為了摸底，派內務府總管大臣世續特地拜訪了把兄弟袁世凱，問清室是否將要從故宮搬到頤和園。袁世凱答道：“大哥你還不明白，那些條條不是應付南邊的嗎？太廟在城裏，皇上怎麼好搬？再說皇宮除了皇上，還能叫誰住？”話中之意頗耐人尋味。因此，被袁請來擔任國史館館長的湖南大名士王運，戲謔地給總統府代擬了一副對聯，上聯：“民猶是，國猶是也”；下聯：“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橫額是：“旁觀者清”。後來有人發泄對袁世凱的不滿，在上下聯後邊各加“無分南北”、“不是東西”，成為咒罵袁世凱了。王運給政事堂代擬的匾額是“清風徐來”，也隱喻清室將要複辟。
複辟派們以為時機到了，開始大著膽子公開叫嚷“還政於清”。1914年7月，徐世昌聘請前清學部副大臣劉廷琛為政事堂禮製館顧問，劉不幹，並要求徐世昌轉告袁世凱，“奉還大政於大清朝廷，複還任內閣總理”。這樣，則“故老遺臣亦皆肯出而宣力”。還說民主製不適合中國國情。
前清提學使勞乃宣叫得最凶。他寫了一本叫作《共和正續解》的小冊子，以周公輔助成王攝行政事的故事，來說明共和乃君主政體，而非民主政體，中國不能行民主製度。並讚揚袁世凱像商代的伊尹把放逐的大王太甲迎接回來複位一樣，將把政權還予清室。他將這個冊子廣為散發，又送徐世昌轉呈袁世凱。袁看後付之一笑，不但不治勞乃宣以“妖言惑眾，破壞民國”之罪，反倒叫徐世昌請勞乃宣到北京來當參政，優禮有加。
國史館協修宋育仁也按捺不住了，他聯合國史館的守舊分子，聯名向袁世凱上書，請求還政於清。他還破門而出，公開發表演說，鼓吹複辟。一時間，複辟之說街談巷議，鬧得滿城風雨。皇宮裏的人都笑逐額開，以為很快就會“日月重光”了。逃亡到日本的宗社黨首領鐵良也潛回北京，準備迎接複辟。
複辟派的過分活動對袁世凱是不利的。袁要的是自己當皇帝。袁拉攏遺老們，本是想讓他們為自己效力，製造共和製度不如君主製度優越的反動輿論，為帝製自為創造條件，沒想到這幫遺老卻想入非非，反而打亂了他的部署。於是，決定給他們潑瓢冷水，讓其清醒清醒。1914年11月13日，袁世凱接到肅政使夏壽康請“嚴行查禁複辟謬論”的呈文，這是他授意寫的，立即“批交內務部查照辦理”。內務部心領神會，列為“重大內亂案件”，通令各省及京師警察廳迅速查辦。16日，袁世凱召集軍政要人，在總統府開會，決議製止複辟謬論的三項辦法：一、向全國宣布當日皇室讚成共和的詳情，“使一般頑固之徒自知覺悟”；二、禁止關於宣傳複辟的書籍出版；三、如仍執迷不悟，“則治以煽動人心，反對共和之罪”。為殺一儆百，步軍統領江朝宗於第二天傳訊並拘留了倡言複辟的國史館協修宋育仁。接下來，參政院召開大會，由孫毓筠、梁士詒等30人聯名提出“維持國體建議案”，要求袁世凱對散布複辟言論者照刑事內亂罪從嚴懲治。緊接著，武將們也出來了，段芝貴、朱家寶、龍濟光等各省將軍巡按使也紛紛發出通電，一致聲討清室複辟派，同時吹捧袁世凱：“中國之安全，實惟大總統一人是賴之”；“雄才大略”，“同聲悅服”。
這樣一來，既教訓了清室複辟派，又再次宣傳了袁世凱。遺老們嚇得偃旗息鼓，皇宮內一片驚慌。世續急急忙忙向袁氏表白說：複辟之說“清室毫無所聞”，並請袁“適當懲辦，以全清室而固民國”，急於擺脫幹係。瑾皇太妃嚇得哭哭啼啼地派正藍旗都統誌銳前去謁袁，力為疏通，以釋嫌疑。袁世凱派阮忠樞代為接見，請其放心。
聽說要查辦主張複辟者，準備來京當參政的勞乃宣，可嚇壞了，中途急忙返回青島躲進租界。對已被抓起來的宋育仁，處分也很輕。經袁批示：內務部派一個科長和八個護兵於11月30日“護送”宋回四川原籍，發給川資1000元。到原籍後，由地方官月送300元，作養老之用。離京時，許多人到車站送行，所過沿途各地，均受熱情招待。哪像“遞回原籍”，卻似“衣錦還鄉”。到1915年4月8日，僅過了幾個月時間，袁世凱即明令取消其察看處分。 發布了禁令，又作了點處分，至此，喧鬧一時的清室複辟問題算是告一段落。事後，袁世凱又讓徐世昌以個人名義在政事堂宴請在京前清遺老，疏通意見，息事寧人。袁世凱對革命派心狠手毒，恨不得斬盡殺絕，為何對複辟派卻如此寬宏大量、手軟心慈呢？無非是收買人心，為自己稱帝開路。何以見得？袁世凱自己的話泄露了天機。一天，政事堂開會談起清室複辟派，袁世凱說：“宣統滿族，業已讓位，果要皇帝，自屬漢族。清係自明取得，便當找姓朱的，最好是洪武的後人，如尋不著，朱總長（指朱啟鈐）也可以做。”這就明白告訴諸位臣僚：皇帝是要的，隻是不要滿族要漢族。